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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啸仙纪事全书文字版 陈其明著(中国阮啸仙研究专家)
来源:河源红色旅游  点击:次  日期:2018-07-04 16:5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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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誉传岭表

 

河源骄子。

“东江三杰”之首。

广东著名农民运动领袖。

中国共产党第一任“审计长”。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

阮啸仙,中共历史上一位著名的革命先烈,河源地区资历最深、职级最高、影响最大的一位革命前辈。

驰骋大江南北,踏遍逶迤河山,阮啸仙用他的忠诚和担当,用他的辛劳和热血,用他短暂而壮丽的37个春秋,在中共历史上镌刻了永不褪色的红色印记,创造了许多“第一”或“之最”:

中国共产党第一批五十多位党员之一。阮啸仙在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就读时,就深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开始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熏陶。19208月,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他旋即加入。1921年春,广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他为该会主要成员。同年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后,他毅然加入了广州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之一。

最早从事工人运动的先驱之一。阮啸仙于1922年秋从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随即投身工人运动,正式走上职业革命家之路。他从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工作开始,发起创办“爱群通讯社”, 与刘尔崧等人一起,组织青年工人,开展各种形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成立广州工人代表会和工团军,建立工人教育机关,积极支援省港工人大罢工,是广东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

最早从事青年运动的领袖之一。阮啸仙1918年春考入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后,与周其鉴、刘尔崧、张善铭等人一起,发动和组织全校学生开展了一场要求读书、改造学校、驱除校长的著名学潮,标志着他立志“改造社会”的正式开始。从19226月起,他从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首任书记谭平山手中接过接力棒,先后担任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青年团广东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等,大刀阔斧整顿团组织,发动青年积极参加工运、青运和农运斗争,受到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长陈独秀和团中央的高度评价。

最著名的广东农民运动领导者之一。阮啸仙与从事农运工作的彭湃、周其鉴、黄学增,被尊称为广东省的“四大农头”。他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农委书记、广东省农协常委、农运特派员等,足迹遍布南粤大地,与农民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历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组织干事和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第一届至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和第三届农讲所主任,与毛泽东、彭湃等人一起,为我党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农民运动骨干。此外,他还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与毛泽东、罗绮园等三人,同时成为国共两党中央农委委员的共产党人。

中共党内最早认识和从事武装斗争的革命先驱者之一。19223月发表了《社会主义与军人》一文,提出了“组织社会主义的军队——赤卫军”,认为这是“指导社会主义者举行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步重要的方法”。 这与周恩来在《评胡适的“努力”》一文中提出的“真正的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蔡和森在《向导》撰文呼吁的要“仿照苏俄红军建立军队”的观点是高度一致的。这是中共早期党内一些重要骨干对建立革命武装最早的理论思考与宝贵探索。大革命失败后,他毅然投身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先后在广东韶关、江苏徐州等地,发动仁化暴动、徐海蚌武装起义,筹建广东工农革命军北路第八独立团、中国工农徐海蚌地区红15军,为大革命失败后党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树立了光辉典范。

中国共产党第一任“审计长”。 阮啸仙是人民审计制度的奠基者。他是中共“三大”“五大”和“六大”代表,并在中共“五大”“ 六大”会议上,分别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在党中央工作期间,担任过中共中央审计处处长,较长时间负责党的经济审查工作。他在“一苏大”和“二苏大”时,先后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担负着中央苏区经济审查等重要职责,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一起,共同参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领导工作,特别是他领导中央审计委员会的同志们,根据审计条例,卓有成效开展各项审计;健全财务制度,严肃财经纪律,查处腐化分子,把苏维埃政府建设成为“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为中央苏区经济建设和红色政权的巩固做出了卓越功勋!国家审计署原审计长李金华尊称阮啸仙是“我党审计工作的始祖”。

……

193536日,时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赣南军区政委的阮啸仙,在赣粤边境的信丰县安息乡(现安西镇)上迳村枫树庵附近的一个小山头上指挥突围时,不幸中弹壮烈牺牲。英年37岁。

“阮誉传岭表”,“ 审计呕心血”;

“ 哀哉同突围”,“ 独我得生全”!

……

这是陈毅当年为一同突围而牺牲的阮啸仙,脱口所诵悼诗中的几句诗句,充分表达了他对昔日老战友的崇高敬意和无限怀念之情。

今天,我们以家乡后辈的崇敬与虔诚,翻开这一沓沓沉甸甸的尘封档案,从一行行深沉凝重的文字里,在一帧帧褪色泛黄的照片中,去——

探寻阮啸仙的红色足迹;

解读阮啸仙的壮丽人生;

传承阮啸仙的不朽精神!

东江学子

 

广东省河源县义合乡(现河源市东源县义合镇)下屯村,是一个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的小村庄。

这是粤东北南岭脚下的一片浅山区,滚滚的东江水从村口流过。居住在这里的人们,都是早年为逃避战乱,从中原地区迁徙而来的客家后裔。

清光绪廿四年戊戌七月廿日,即公元189895日,正是金风送爽、丹桂飘香的时节,一个小男孩呱呱坠地,诞生在下屯村一座三进院落式的阮家宅院里。

这个小男孩,其父按照家族辈分,给他取名为阮熙朝。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内忧外患的屈辱年代。

在阮熙朝出生的前四年,中日甲午交战,清朝政府惨遭失败;他出生的前三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清政府被迫割让台湾,赔款白银数亿两;他出生后的第三年,俄英德美法等国列强凭借武力,明火执仗地纷纷入侵,整个中国陷于茫茫黑暗之中。

与千千万万生不逢时的中国人一样,阮熙朝自小就品尝了生活的苦涩、艰辛与羞辱。

1915年广州羊城大同印字馆印制的家谱《阮氏家乘》记载,阮熙朝祖辈几代都是当地较富裕人家。其祖父阮济垣,“赐进士出身、山东矿务大臣”。曾“报捐州同”,“诰封”了一个“奉直大夫”的官衔。在他六十一岁寿辰时,有人撰文称颂他“存心谦益,处世温和;富而无骄,待人平恕”,且“ 恤贫乏,解纷争”,乐于仗义,家产殷实,日子富足。

阮父阮集仁,是阮济垣四子,为“清例贡生”。他待己谨严,思想开明。与长兄集梯、集梁、集仪分家后,只靠分到的一部分田产祖业过日子。由于世风没落,家业逐渐破落。为图生计,阮父便在村边开设了一间经营柴米、豆腐的“洪亨”小店,兼养些肉猪惨淡度日。后因经营不善,入不敷出;加上人口繁衍,家境日趋维艰。

阮父生五子一女,其中长子阮熙慈和三子阮熙心,结婚成家后均先后分开生活;次子阮熙名,4岁时便得急病夭折。排行老四的阮熙朝,在5岁和7岁时,小弟阮熙中、小妹阮熙霞先后出生。阮熙朝与父母、弟妹相依为命,住在“洪亨”小店,过着十分清苦的日子。

阮熙朝长到6岁,阮父为图儿女们日后有出息,从河源城里聘请了一个私塾先生,在“洪亨”小店开始对阮熙朝及弟妹进行启蒙教育。先生要求严格,教学古文,背诵《四书》,熟读《五经》,很是卖力。阮熙朝十分细心地读,认真地背。琅琅读书声,从“洪亨”小店窗口,传出很远很远。

8岁时,阮熙朝与伙伴们一起,在本村“闻啸轩”学堂上初小。因他口齿伶俐,成绩出众,不久便被编入“甲班”读书。

阮熙朝勤奋刻苦,善于钻研,学业成绩经常名列前茅,深得教员阮益三的喜爱。课余饭后,阮益三经常向阮熙朝等学生讲授改革社会弊端的事,灌输了大量进步思想。在阮益三的引导下,阮熙朝的学业和思想日趋长进。

“闻啸轩”学堂读书期间,阮熙朝阅读了大量描写民族英雄的故事书籍。他非常崇敬我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并自觉地以英雄人物为榜样。在他写的许多习作中,都极为赞颂洪秀全、文天祥等英雄人物,立志要做革命的先锋。为表达雄心大志,阮熙朝以“闻啸轩”学堂的谐音,将自己的姓名改为“阮啸仙”。

从此,“阮啸仙”这个名字,连同一个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化名、笔名和代号,伴随着他度过了神奇而壮丽的一生,直至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史册!

也就在此期间,年仅10岁的阮啸仙,在自己的墨砚上,用小刀刻写了“挥笔落下如云烟,意志坚强可敌天”的诗句,表达了他从小就立志改革社会、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

1910年春,阮啸仙入道南初级小学(现下屯啸仙小学)读书。

三年后,也就是1913年,15岁的阮啸仙以优异的成绩初小毕业。正当他美滋滋地想着就要到河源城读高小时,不料家境愈加艰难,父亲再也无力供他上学。

阮啸仙是个懂事的孩子。失学以后,阮啸仙在家帮助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如挑水、劈柴、扯猪草、喂猪等。田间地头,经常可看见阮啸仙那瘦弱勤快的身影。

阮啸仙失学在家期间,逢年过节,族人便叫他一起去烧香拜佛。每当此时,阮啸仙就借故不去,有时一个人躲在屋里看书,或者找伙伴们出去玩耍。他十分厌恶封建迷信,认为那是“自欺欺人的愚蠢行为”。

阮啸仙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十分同情贫苦农民。一次,阮啸仙与伙伴们在村道上做游戏。忽然,一头大水牛冲脱绳索,直奔田野践踏禾苗。

阮啸仙知道大水牛的主人是个富裕人家,便停住做游戏,对伙伴们说:“你们在这边拦着,我到那边去,把牛赶上山,不能让牛毁了穷人庄稼!”

在阮啸仙的指挥下,他们左右夹攻,把大水牛赶到了山坡上。然后,阮啸仙又跑回村,找到水牛的主人,促成其把踩坏了的禾苗扶起,再施上了肥料。

为了不让农家的禾苗再受践踏,第二天,阮啸仙挨家挨户动员穷人组织起来,反对富人耕牛践踏庄稼。在阮啸仙的倡议和带领下,村中穷人子弟组织了起来,轮流在地里看管禾苗,保护了庄稼,他也深受贫苦百姓的赞誉。

阮父因供阮啸仙和弟妹读书欠了地主伯父一笔债务。这年冬天,正当阮啸仙全家准备过春节时,地主伯父来到家里逼债。阮父因一时还不清债务,再三请求宽限些日子。但地主伯父不顾兄弟之情,硬是要阮父当即还清债务,并讥笑道:“哼!没钱就让阿崽去捡牛屎,何必充大头供读书!”

阮啸仙听了地主伯父的话,羞辱交加,十分愤恨,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并在心中埋下了仇恨剥削阶级的种子!所以,阮啸仙常对穷人伙伴说:“我们穷人要争气,要努力读书。不要怕富人有钱有势,要敢于与凶恶的坏人作斗争!

阮啸仙失学后,白天就与父母一起劳动,晚上就继续看书自学。没钱买新书,他就把旧书翻出来,反复地读,直到背得滚瓜烂熟为止。一盏豆油小灯,经常陪伴着一个失学少年读书到深夜。

阮父被阮啸仙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深深打动,心头不觉涌出阵阵酸楚。1914年春,阮父咬了咬牙,向人借贷和典当了衣物,千方百计凑足了学费,要供孩子继续读书。于是,阮啸仙兴高采烈地来到河源县城,终于如愿地踏进了向往已久的三江高等小学的大门。

阮啸仙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上课用心听讲,课外认真研习,学习成绩十分拔尖。其间,阮啸仙有幸得到三位老师的亲切教诲,对他以后走上革命道路起了重要的影响。

徐礼如,是个清末秀才,曾长期执教于徐家私塾。他为人正直,尊学惜才,怜贫惜苦,憎恶权贵,又是县城有名的书法家,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1917年春,由于躲避“达庆之乱”而再次被迫辍学的阮啸仙,复入在县城三江高等小学就读。

在此期间,阮啸仙学习勤奋刻苦,成绩名列前茅,尤其是所写作文,常念国家之贫弱,同情人民生活之艰辛,推崇民族英雄,主张社会变革,立意高远,文笔精美,被国文老师称为“脱胎前辈”之佳作。

徐老先生虽然已放下教鞭多年,但与三江高小的老师仍有来往,多次听学校老师说过阮啸仙的才名。阮啸仙当然更是久闻徐老先生的学养为人,对他十分崇敬,急欲拜访讨教。

在学校老师的引荐下,阮啸仙在一个周末的晚上,来到了徐老先生的家。

徐老先生在自己的书房接待阮啸仙。寒暄了几句,大家接着就讨论学识问题,切磋起诗文来。对于徐老先生的教诲,阮啸仙始终全神贯注,谦恭聆听,频频首肯,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几天之后,阮啸仙独自上门,把自己近期写的文章,敬请徐老先生教正。

徐老先生认真细看,并逐篇进行点评。谈完功课,大家还讨论时事,叙谈家世,气氛十分融洽。

徐老先生十分赞赏阮啸仙的学业和人品,阮啸仙对徐老先生渊博的知识深为叹服。从此,他俩交往颇深,成为忘年之交。后来,徐老先生将爱女许配给了阮啸仙,留下了一段佳话,此是后话。

学校里的革命党人李歧山和黄镜仁两位老师对阮啸仙的影响也很大。当时,袁世凯已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并阴谋复辟帝制。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义愤。李歧山、黄镜仁等教师在课内课外向阮啸仙等宣传反对复辟倒退、要求民主革命的思想。在他们的耐心启发和引导下,阮啸仙思想进步很快,并激发了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强烈之情。

阮啸仙曾在《学生和爱国之道说》的作文中,满怀深情地写道:“是以国民当之爱国以争存。而在校学生为各界之种子,对于国家尤为重要,爱国之心毋后于人,方不负国家育才之至意”。“抑将以爱国之尽为敬业之心,与修其德,扩其知能,强其躯干;专心致志,勇往直前,尤其惕励,日昃不遑。”

在《农为国之本说》的作文中,则表达了阮啸仙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情:“夫国家积于人民,无民则国不独存。故必先有使人民安而不涣者在焉,而后民无他徒之心而国存。”

在学校进步老师的影响下,阮啸仙彻底抛弃了模糊认识,认为学生也要从事现实的斗争,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在作文中挥毫写道:“我中华民国自鼎革以来,一跃而为法治国”,“然以立法机关不健,宪法屡更,改数年来政绩愈演愈下,法治其名,专制其实。”“国负于上,民困于下。列强眈眈,割地赔款,令人不忍注视”。为此,他强烈呼吁:“无论商工农士,都要出来争人格,谋自由,监督政府,干预政治……”

阮啸仙不但自己热爱伟大祖国的山河、文化,而且要使全体人民都要有爱国思想。他在作文《黄种白种之智力论》中写道:“吾国之人口动称四百兆,度之各国,无有出吾有者”“庞然拥数千百里之地”“而立国于世界”。

在批驳所谓中国黄种人其智力不如白种人的谬论时,阮啸仙列举了世界上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的发明,都是“黄种创之,白种师之”“我国既能创造,其智力岂在白种之下哉”。

至于近代中国之落后,阮啸仙分析道,“所患者自满自足,不能振刷”,“徒泥守成法,而不知进步也”。为此,阮啸仙强烈要求,“使人民知组织国家之由,斯生爱国思想”。

阮啸仙从小就十分崇拜和敬仰历代民族英雄。他在作文中写道:“苏武之技节匈奴,文天祥之死难大宋,史可法之不屈满清,忠臣义士,亘古不朽”。他认为,“古今忠臣义士,见危授命,不苟偷生,挥热血,断头颅,夷考其行”。

阮啸仙高度评价近代爱国者洪秀全的历史功绩:“鸦片之战,丧失国威,瓜分之议,纷至沓来,亡国灭种之祸,愈唱愈高”,当此之时,“洪秀全以渺小之身,本救民之志,兴兵除暴乱”,“骅骝开道,作革命之先河”。

对辛亥革命孙中山领导的黄花岗起义的爱国志士,阮啸仙更为敬佩:“当其起事于广州也,炸将军,围督署,牺牲性命,动以数十”,“虽谋事不臧,希图再起,必达其目的而后已,屡扑屡起,绝无畏惧之心,三军之士,视死如归”。

1917年秋,曾先后两次失学,时已19岁的阮啸仙,终于完成了同龄人早该修完的学业,以优异的成绩高小毕业。

在这内忧外患的环境里,年轻的阮啸仙试图探索中国的出路。他博览群书,广泛研读诸子百家的著述和自己所能收集到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历史书籍,并注意比较对照,从而更加激发了变革社会的强烈愿望,成为他走向共产主义光辉思想的开端。

甲工金刚

 

1918年春,阮啸仙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简称“甲工”)就读。

阮啸仙从偏僻的小山村来到繁华的广州城,正碰上了一个被他誉为“新潮怒放”的新时代。于是,他与同学们一起,以“甲工”为舞台,掀起了一场抵制日货、反对专制、改造甲工的著名学潮,成为他从改造学校到变革社会的一个新起点。

阮啸仙进入广东“甲工”时,正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第二年。那时,由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作用,以及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影响,中国知识界决心扶国于临危、救民于水火的先进人们,思想空前活跃,纷纷“引进”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与此同时,各种冒牌的社会主义,诸如空想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和工团主义等,也大量涌入中国思想界。一时间,各种政治思潮竞相登台,诸多书刊如雨后春笋般涌入广州。

阮啸仙由于有机会接触到这些新知识、新事物,感到既新奇又兴奋。求知欲极强、勇于追求真理的阮啸仙,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比较着各种新文化和新思想,思考着救国救民的新道路。

最初,阮啸仙是从阅读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主办的《新青年》杂志中受到了启发和教育,从认真钻研《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唯物史观》等书中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由于他的家庭境遇和从小接触农村实际,了解劳苦大众的疾苦,也懂得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剥削情形,因而较容易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和影响,思想迅速起了革命的转变。从此,阮啸仙一边求学,一边以火一样的革命热情,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变革社会和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伟大革命洪流之中。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广州各校的爱国青年学生积极投入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之中。阮啸仙当时是“甲工”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他与该校学生会骨干周其鉴、刘尔崧等进步学生,冲破学校禁锢,不仅在学校内发动师生员工们积极参加运动,而且走出校门,到广州各个学校进行联络发动群众,主持召集会议,共同研究议定:通电巴黎和会,强烈要求归还青岛;力争废除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的二十一条条约;举行学生示威大游行;建立“调查日货会”。

在陈独秀等人的教育引导下,阮啸仙与周其鉴、刘尔崧、张善铭等一批进步青年学生,组建了“广东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简称“中上联”——引者注),负责领导“甲工”和其他学校学生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以抵制日货为主要内容的爱国行动。

511日,广州国民外交后援会联系省城青年学生、工人、商民几万人,在东园广场召开盛大的国民大会。阮啸仙积极响应,组织发动“甲工”学生参加了大会。

会上,在广州的国会议员、工人、学生团体领导人先后登台发表演说,号召“同胞速起讨贼”,指出“如犹不自振奋,国破家亡,当可立见”。阮啸仙与到会群众一致推选了8名代表赴军政府请愿。会后,阮啸仙带领“甲工”学生与广州群众一起,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帝示威大游行。

525日,广州五十余所大、中学校学生代表集会,共同研究如何开展爱国运动等问题。阮啸仙以“甲工”代表身份参加了此次会议。会上,阮啸仙力主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走出校门,积极投入反帝爱国斗争,极力反对所谓“力学救国”,即不从事实际斗争,只是闭门读书,不管国家存亡的错误主张,并提出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号召,受到进步学生代表的积极支持。

530日,阮啸仙发动“甲工”等学校学生参加广州全市三万多人的反帝示威大游行。游行队伍一路高呼爱国口号,路上群众涌来观看。

会后,阮啸仙和周其鉴、刘尔崧等领导的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带领各校学生,组织了“学生国货贩卖团”。学生们分成四个小队,分赴本市河南、长堤、大东门等街道,向群众宣传和推销广东工艺局生产的国货,劝导市民不买日货;他们还创办平民义务学校,灌输爱国主义思想。

广州市的大新、先施、真光三大百货公司,经常公然出售日货。学生们很气愤,围集在三大公司门前,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抗议他们贩售日货。他们还从大新公司搜查出了一批日货,连同在其他地方搜查到的数十箱日本货,集中在越秀南路惠州会馆附近的“乐园”,当场全部焚烧。

学生们的爱国行动,遭到了军警的镇压,并扬言要逮捕阮啸仙等游行示威的组织者。714日,当数千学生和市民到省议会请愿时,几百名军警包围了请愿的学生和群众,并开枪打伤了十多人,拘捕了学生五十多人。

阮啸仙等人并没有退缩。他与周其鉴、刘尔崧等“中上联”负责人一起,发动各校学生,连续几天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愤怒控诉军警镇压学生罪行,号召全体市民坚决抵制售卖日货。

当局十分恐慌,派出大批军警上街,以“学生捣乱”“维护社会治安”为借口,对示威学生再次进行镇压。广州市十几所学校近百名学生,先后遭到拘捕。

当局的血腥镇压,更加激起了广大学生的愤慨。

阮啸仙立即召集各校学生代表会议,共商营救被捕同学对策。当晚,他以“中上联”的名义,发动“甲工”、妇孺产科学校、广东公立法政学校、光华医药专门学校等五百多名学生,到警察厅请愿,强烈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在警察厅,阮啸仙走在队伍最前头,领呼“爱国无罪”“释放被捕学生”等口号,并要求警察厅长出来面见请愿学生。

警察厅长下令拘捕了示威学生,知道触犯了众怒。拘捕示威学生已经引起各界人士的不满,有些团体还派出代表慰问受伤和被捕的学生。他害怕事情越闹越大,后果难以收拾,不得不出来与请愿的学生们见面。

阮啸仙义正词严地质问:“学生爱国何罪之有?勾结洋人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无罪,学生爱国反而有罪,这是什么王法?”

警察厅长被问得哑口无言,涨红着脸,推脱道:“我也是按上峰指令办事的,请大家冷静……”

阮啸仙紧追不放,大声说道:“就是你亲自下令拘捕学生的!今晚你若不下令释放被捕学生,我们将继续到广州军政府示威请愿!后果你自己负责!”

警察厅长见学生们情绪激动,也不敢再强硬。

由于阮啸仙等人的据理力争,加上强大社会舆论的压力,警察厅长不得不将拘捕的学生全部释放。

看到拘捕的同学全部被释放,阮啸仙深感团结斗争的巨大力量,心中极为兴奋。

同学们虽分别只有几个小时,但劫后重逢,个个激动万分。阮啸仙与被释放的同学相互拥抱着、欢呼着,共同欢庆这来之不易的斗争胜利。

警察厅长表面上释放了被捕学生,暗中却指使“甲工”校长,要他惩办在这场爱国运动中带头“闹事”的学生领袖。“甲工”校长秉承警察厅长的旨意,以“扰乱治安”为借口,宣布开除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三人学籍。

 阮啸仙等人是“甲工”的学生领袖,平日表现很好,不但政治上要求进步,团结同学,尊敬老师,而且学习成绩也很好,是学校中的优秀学生,深受老师和同学的尊敬爱戴。“甲工”校长的所作所为,激起了师生们的无比愤慨,纷纷起来反对学校当局的决定,同时宣布罢课以示抗议。校外一些人士对学校的所作所为也表示不满。在师生和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校长不得不收回开除阮啸仙等三人学籍的决定。

阮啸仙在“五四”运动的洪流中,经受了考验和锻炼,政治觉悟和组织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他热烈地颂扬“五四”运动,认为它“是一大有价值的变化”;只有像“五四”运动那样,民众“一个一个发觉起来,无论商工农士,都要出来争人格,谋自由,监督政府,干预政治,共和民国才有生气”。

1921年春夏之间,阮啸仙与周其鉴、刘尔崧、张善铭等人,又在“甲工”发动和组织全校学生,掀起了一场要求读书、改造学校、驱逐校长的著名学潮。

“甲工”是广东工艺局的附属学校,创办于1918年春。这是全省独一无二的职业学校。“甲工”创办当年,面向全省免费招生200名,其中广州50名,各县150名。校内共设有机械、织染、应用化学和美术四科,每班50人,除美术专业学习两年外,其他三科的学习年限都是四年。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张善铭分别是机械、织染、化学科的首届学生。

“甲工”实属草创,理应先派富有办学经验和事业心的人去主持校务。但是,“甲工”开办几年来,不仅不得教育人才,反倒成了当局安插官僚政客的场所。

主持学校事务的官僚政客,利用职权,独断专横,营私舞弊,对学生又特别专制。他们在《广东甲种工业学校章程》中规定:不准学生“与闻政事,加入政党,干涉诉讼”,不准“任报界访员”,不准“私阅小说”等等;甚至规定:“经职教员认为不堪造就者”,“超越散步界限以外者”,均要受到严惩。19205月,阮啸仙曾与学生们印发传单,参加了广州工人团体组织的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不久又参加了广东学生联合会举行的欢迎全国报界联合会代表活动,被学校当作异端而给予记过处分。

19208月,高仑继任“甲工”校长后,他不但因循守旧,振作毫无,且比前任校长更独裁专横,还任意解雇教职员工,上任仅几个月,就弄得学校乌烟瘴气,校务废弛,引起“甲工”师生强烈不满。

阮啸仙对“甲工”的黑暗现象十分愤怒。他认为,这个“环境糟透了”,“不认真的改革”是不行的,深感青年应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他在《改造日记》里这样写道:“我们青年,处在现在的环境,不消说的,不满意到万分,就想马上来改造它”,“改造!改造!是刻不容缓的事”。他认为,学生搞社会改造首先应该改造学校,“改造学校问题,就是我们学生的责任”。

为此,阮啸仙与刘尔崧、张善铭等人一起,团结对学校现状不满的同学,成立了由11个工作委员会组成的“甲工校友委员会”,阮啸仙为该会交际委员会主任,具体负责团结校内同学、联络校外组织等工作。

1921412日,校友委员会召开“甲工”全体同学大会,讨论整顿校务问题,并请校长出席答复。大家在会上揭露了高仑接任校长以来,为非作歹,压制师生,学校账目不清,校务废弛,设备残破,学生无法安心读书等,一致要求高仑迅速改变现状。

但是,高仑对于学生们的要求,置若罔闻,敷衍了事。

于是,阮啸仙等人商议,迅即以“甲工”学生校友委员会主任名义,向广州各机关、团体、报社发出通电和传单,请求社会舆论给予支持,并与学生校友会各委员会主任一起,到省长公署和省教育委员会请愿,揭发高仑的劣行,要求撤换高仑,整顿改造学校。

高仑怀恨在心,暗中指使在美术科学习的亲信,盗用“甲工”学生名义,冒签七十多人的名字,在报刊上刊登宣言,诬蔑和攻击阮啸仙等受人指使,“利用府界问题,图获校长一席,屡次鼓动学生与校长为难”。

报纸登出宣言以后,激起“甲工”学生们的极大愤慨,更加坚定了阮啸仙的斗争决心。阮啸仙等人主持召开全校学生大会,与高仑的亲信们展开激烈的辩论。

因有高仑在背后支持,高仑亲信们有恃无恐,在会上继续攻击阮啸仙等学生干部,引起其他学生的愤恨,纷纷严厉责问他们的所作所为。高仑亲信们恼羞成怒,退出会场,并动手打伤学生数人。

躲藏在二楼的高仑见状,急忙从楼上跑下来,拔出短剑,向学生乱刺,当场刺伤学生三人,然后在十几个校警和亲信的保护下扬长而去。

高仑行凶刺伤学生的做法,更加激起全校学生的愤恨。大家义愤填膺,决心同高仑一伙斗争到底。

阮啸仙和学生会其他负责人,冷静地分析形势和考虑斗争策略,决定进一步有理有节地进行斗争。他们坚定地带领同学,一方面向广州市法院控告高仑罪行,要求惩办凶手,以确保学生的人身安全;另一方面又向各机关、团体、报社散发通电和传单,将真相公之于众,争取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甲工”学生会还同时号召全校学生保持正常秩序,继续上课,不要因为高仑的破坏而影响学习;并再次向省长公署和省教育委员会请愿,拒绝高仑回校。

为了向社会广泛宣传和介绍“甲工”学潮事件的真相,阮啸仙邀请广州各界联合会理事、广东学生联合会代表暨各校学生代表、本校前任教职员等来校参观。当天国会非常会议议长林森也来了。阮啸仙向来宾介绍了事件真相,揭露了高仑罪恶行径,反复表明同学们关于整顿改造“甲工”的要求,请求社会各界人士给予大力支持。

由于高仑有军阀陈炯明撑腰,“甲工”学生虽连续五次上书省长公署、省教育委员会请愿,仍然毫无结果。高仑依然挂着校长的职务逍遥法外。

阮啸仙等人并不灰心,他坚信只要全校学生团结一致,坚持斗争,最终一定可以取得胜利。他们决定采取新的斗争策略,以学生中的先进分子为核心,组织二百人的退学团,以集体退学的行动进行抗议。

为了继续坚持斗争,阮啸仙等人在广州禺山市场左侧三十四号设立通讯处,作为退学学生的联络地点。与此同时,还向广州各社会团体、报社等发出《退学宣言书》,列举“高仑侵吞公款、延搁校务、破坏学制、玩视人命、刺伤学生”等罪状。阮啸仙还到参议院秘书厅找林森,要求国会主持公理。在阮啸仙等人的强烈要求下,林森表示支持学生的要求。

经过阮啸仙等人多方面的努力和活动,广州一些报社登载了“甲工”学生集体退学的消息,对学生的正义行动表示支持,谴责高仑的所作所为。广州各社会团体也纷纷表示支持“甲工”学生,要求当局撤换高仑校长职务。

为抗议学校当局的决定,阮啸仙与工校学生一起集体退学离校。

不久,在广大学生的坚持和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粤军总司令兼省长陈炯明害怕事情闹大了,会影响到自己的统治地位,终于下令撤换了高仑。

至此,阮啸仙等人领导的为期近三个月的改造“甲工”的斗争,终于获得了重大的胜利。

作为改造“甲工”斗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阮啸仙在学潮中表现出来的勇气和精神、斗争的坚定性和出色的组织才能,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称赞。他与周其鉴、刘尔崧、张善铭被称为“甲种工业学校的四大金刚”。

年轻的阮啸仙,在这场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受到了深刻教育,得到了许多经验,从而更加坚定了他改造社会的决心。事后,他在总结这次学潮而撰写的《改造日记》和《青年创造环境的工具》中说:

我们改造的心,从此坚决了,也预备来牺牲了。

有价值的牺牲,为人类求幸福,何乐而不为!

我们青年,是想做好的青年,为新社会的健儿,为主义的实行家,也许甘愿为旧社会恶环境的破坏者,坚忍卓绝,来破坏挡住新社会进行的障碍物”。

正因为阮啸仙的思想认识达到了这样的高度,所以在组织领导“甲工”学潮后,党的一大召开不久,他就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国共铁汉

 

19229月间,阮啸仙从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立即投身工人运动。

此前,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了关于开展工人运动的决议案。同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的决议案》和关于政治宣传运动等决议案。

为了响应大会号召,阮啸仙根据工人的劳动、生活等具体情况,利用各种场合,采取各种形式,耐心细致地对工人开展宣传工作,启发工人觉悟。

针对工人群众文化水平低的状况,阮啸仙发动青年团员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通过组织工人学习文化知识,向工人传授革命道理,引导工人破除“天命”思想,认清自己受压迫的原因,引导他们逐步走上革命道路。

阮啸仙还根据青年工人的特点,建立了青年工人俱乐部。并以此为阵地,组织青年工人开展各种有益的活动,使大批青年成为广东工人运动的先锋。

阮啸仙还利用赴香港开展团的工作的机会,在香港的工人群众中发表公开演讲,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痛陈我国工人受人欺凌的悲惨状况,高度赞扬香港工人的反帝斗争。他返回广州后,又派遣团干部到香港的工会和工厂企业从事宣传发动工作。

与此同时,阮啸仙还在广州的各种群众集会上多次发表演说,制造革命舆论,启发工人觉悟,深受广大工人群众的欢迎。此间,阮啸仙参与筹办的《珠江评论》出版,但旋即遭到时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查禁。

1922年秋,阮啸仙参加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的领导工作。该分部是中共广东党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合法机关。阮啸仙与冯菊坡、周其鉴、

刘尔崧等人,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联络广东总工会内的油业工会、车船工会、草履工会、机织工会等,在广州创办了“爱群通讯社”,出版《星期报》,指导工人的革命斗争。

“爱群通讯社”社址设在惠福西路五华坊。阮啸仙是该社主要负责人之一。他与“爱群通讯社”的同事们,经常以通讯社记者的身份,深入到工厂、学校、农村和群众团体中“采访新闻”,进行革命宣传,秘密发动青年团员,动员广大青年工人起来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

阮啸仙还以通讯社的名义,出版发行《共产主义ABC》《阶级斗争浅说》等油印小册子,扩大马列主义在青年工人中的传播。

在阮啸仙等人组织发动下,广州的盐业工会、配兑工会、车磨玻璃工会和香港劳动同德工会相继建立,并改组了广州的酒业、米业、柴炭、碾谷、手车等工会。

19232月,在阮啸仙等人的积极筹备下,成立了广东工会联合会,下属二百多个工会,占全省工会的三分之一。这样,广州地区有了一个统一的工人组织,大大加强了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

为了便于领导工人运动,阮啸仙于19235月初,搬到广东工会联合会会址   ——广州仙邻巷四十四号居住。在此期间,他与刘尔崧等人,整顿组织涣散的基层工会,发动工人起来斗争,并在油业工会等工人中建立起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

阮啸仙还充分发挥党团组织的先锋作用,组织发动党团员到各工厂企业“调查工人工会状况”,“调查男女青年工人的待遇及设法援助,增设工人补习学校和扩充女工补习学校”等,大大促进了广东工人运动的发展。

19236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决定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合作;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组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阮啸仙与到会代表积极支持拥护这一正确主张。

大会以后,阮啸仙积极响应号召,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并受党组织的指示,在广州地区负责协助孙中山做好改组国民党的相关工作。

对于阮啸仙等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孙中山感到由衷的高兴,并任命阮啸仙为中国国民党广州临时区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具体参与国民党改组的日常工作。

在国民党广州临时区党部,阮啸仙多次听过孙中山的演讲,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诚恳态度十分感动。

当时,国民党组织在广州按行政区划分,成立了国民党12个分部。广州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分到各个区分部,但相对地集中部分力量在第一区分部。按照孙中山指示,阮啸仙主持召开国民党广州第一区分部全体党员会议,并被选为中国国民党广州第一区分部执行委员会书记。

为了消除部分团员对加入国民党的疑虑,阮啸仙走家入户,登门动员全体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并在团刊上撰写署名文章,明确指出:经过改组的国民党,“可以做国民革命的工具”。

加快推动广州地区国民党的改组,这是中共广东区委、团广东区委的中心工作之一。为此,阮啸仙积极参加党团联席会议,支持以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为核心,联络青年工人、学生和其他进步人士,成立“国民运动委员会”,推动国民党改组工作的进行。对此,阮啸仙提出了许多正确的主张。

阮啸仙认为,在帮助国民党改组过程中,要注意团结左派、孤立和打击右派的政策,即“联合勇敢向上、富于革命性之青年工人、学生等,成为国民党中之左派”,“对于糊涂之投机式的党员,取猛烈攻击的态度”,“对游离分子,以感化政策,缓缓使之趋向左派”。

阮啸仙强调,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并不是放弃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一方面,“不要和国民党争无谓的风头和用不着的权力,吃苦的工作我们自己拿来做,占小便宜的事情让给他们”;但另一方面,“至于政策上,我们决不稍让,以保存我们固有的精神”。他还谆谆告诫青年团员们,国民党“正在改组,同志活动务必审慎,又同志乘此机会,尤要尽量表现能力,以取得该党及社会一般之信仰。”

为此,阮啸仙主张在国民党的各级组织中,要组织我们自己的党团,这样做“并不是有什么阴谋。我们为中国革命前途起见,质言之,为忠实于国民革命起见,换言之,为实现我们的政策起见,都应该如此。”

上述这些正确主张,既充分反映了阮啸仙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知灼见,又体现了一个革命家清醒的政治头脑和灵活应变的政治策略。

组织国民党改组宣传工作,是阮啸仙日常的重要工作。他与临时区党部工作人员一起,为搞好国民党改组宣传工作,亲自起草宣传大纲,组织演讲队,发动进步青年登记入党。他还积极协助执委会建立了会议制度,实行各种会议、决议执行情况检验报告等措施。

孙中山对此十分赏识。他高兴地认为,此举是“国民党未曾有过的好办法”,提议在全党推广。

中央所在地广州的改组进展如何,直接影响到国民党全党的改组进展。为此,孙中山高度关注广州地区国民党的改组情况。

当得悉广州各区党部改组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时,孙中山感到由衷的欣慰。他认为,由于有一批共产党人协助国民党改组,极大地促进和巩固了国共合作,因而也大大推动了广州地区国民党改组工作的顺利进行。

在孙中山的言传身教影响下,阮啸仙严格要求自己,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去影响和教育别人,博得了国共两党人士的尊敬,被誉为不怕苦、不怕烦、不怕病、不怕累、不怕死的“国共铁汉”。

 

 

青运先驱

 

1923年初夏的一天,广东工会联合会成立不久,阮啸仙就接到了时任中央执委会委员长陈独秀从上海发来的一封信函,指示阮啸仙暂时停止手头上的活动,委托他立即着手整顿广东团组织工作。

阮啸仙对广东团组织的情况是十分熟悉的。

早在19208月,谭平山等人就在广州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阮啸仙、刘尔崧等积极参与建团活动。由于缺乏经验,团组织宗旨混杂,不久“自行宣布解散”。

1921年冬,根据“少共国际”的意见,党中央决定恢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标明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思想”,并决定暂由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行团中央职权,领导全国建团工作。

在此情况下,中共广东支部和谭平山受上海总团的委托,决定在广州“组织分团”。阮啸仙在中共广东支部的领导下,大力协助谭平山,创办《青年周刊》,办起青年剧社,成立演讲队,组建劳动通讯社,并撰写时政评论,宣传青年团的宗旨,激发广大青年的政治热情。在谭平山、阮啸仙等人的努力下,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于翌年初重新恢复建立,成立时团员五百余人。

团组织恢复建立不久,旋即遭受军阀陈炯明叛乱的影响,团组织虽未被冲垮,但活动转向半秘密状态。加上当时有的团领导在事变中犯了错误,被迫从广州出走,团员一度缺乏领导,组织涣散,纪律松弛。这种情况若不尽快改变,势必严重影响广东党团组织的战斗力。

要改变这种现状,陈独秀想到了“甲工四大金刚”之一的阮啸仙。

约两年前,也就是19211月,陈独秀应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聘请,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27日这一天,时为广东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负责人的阮啸仙,得悉陈独秀已从京抵粤的消息后,十分兴奋,与周其鉴、刘尔崧等人商量,邀请陈独秀到自己就读的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演讲。阮啸仙等担任记录,并连夜将记录陈独秀讲演稿加以整理,分两次发表在第二天和第三天的《广东群报》上。阮啸仙雷厉风行的作风,给陈独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在1923年初夏,即平定陈炯明叛乱,孙中山重新回到广州后不久,党中央和陈独秀决定委托在广东青年中享有较高威望的阮啸仙,负责整顿健全广东团组织。

阮啸仙十分感谢党中央和陈独秀对自己的信任,深感责任重大。他在520日写给团中央书记施存统的信中表露了这样的心境:

……

我从工校出来,即跑入劳动阶级做实际的工作,个人甚有兴趣,即在粤劳工统一的运动——工人大联合,也算有了段落,广东工联会成立了,所差劳工同志们人才甚少,于精神上还欠缺工夫,但已打出血路,成功不难了。实庵又要我做S.Y.工夫(实庵,是陈独秀用过的名字;S.Y.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简称    ——引者注),他说青年运动未有适合而且努力的人。我本不舍得劳工运动……但在事实上,确有如实庵所言,现在不得不勉强注全力于S.Y.的工作,而劳工方面也要兼顾,因为我乐趣所在。

……

陈独秀认为,阮啸仙是广东青年团工作“适合而且努力” 的理想人选。 从这封信中,可充分体现陈独秀对阮啸仙的信任,也可看出阮啸仙坚定的组织观念。

正如阮啸仙在信中所说,“我初接手,好像百孔千疮,不知从何做起”,“现在为时间所迫,觉得很是棘手。”他意识到此种局面的严重性,决心“尽我的力量”,“好歹都要担当起来,不可放弃”,“非从根本上进行整顿不可”!

于是,阮啸仙在兼顾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按照陈独秀的指示,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广东团组织的各项整顿工作。

在思想上,阮啸仙一方面组织重新登记团员,开展深入细致的团员思想教育工作;另一方面撰写文章,指导革命青年认识到在社会变革中应尽的责任和作用。他在《青年改造环境的工具》等文章中指出:“把有改造宏愿的青年”,“为新社会的健儿,为主义的实行家”,“为旧社会环境的破坏者”。“劳苦大众是新中国的真势力,这种真势力得到学生的诚心引导,便可做国民运动的重要分子,而且是最重要的分子;没有这真势力,学生本身也不可能成为一种新势力”。他还认为,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团结革命青年的“革命团体,是为青年无产阶级的团体”,是“使本团循序渐进变为青年奋斗的团体”;青年团的主要任务是向青年“传播主义”,即传播马克思主义,不要在“主义上发生危险”。只有广大团员青年从思想上明了这些道理,才能把团组织整顿建设好。

在组织上,阮啸仙在重新登记团员后,主持召开了广州地区各团小组会议。会议决定改组团广州地方执行委员会,代行团广东区执行委员会职权,并推选阮啸仙为团广州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代行团区委书记职权。群龙有首了,就便于开展全区团的工作。阮啸仙接任后,“天天都奔走,不是组织小组,就是同个人谈话”,对团的整顿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在领导原则上,阮啸仙针对原先团领导“集权制”的现状,注重实行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制。根据陈独秀和团中央的指示,结合广东的实际情况,阮啸仙在确定当前的阶段性工作任务时,采取召开团员代表会议的方式来民主决定。正如他在写给团中央领导的报告中所说:广东“各校务处之内部组织注重实际分工,免至由集权制,变成校务主任独当其冲”。文中所指“校务”,即团务;“校务主任”即团的主要负责人。他又说,“区执委委员五人,完全分配工作”,使区团委能各司其职,形成合力,共同搞好团的工作。

在纪律上,阮啸仙鉴于年轻人“凭主观”“喜欢个人自由”“不肯恪守团体纪律”等方面缺点,指出要随时向团员进行“我们为什么要有团的纪律?不遵守纪律会发生什么弊害?”等问题的教育,进行“充量解释,并常在事实上加以纠正”;对那些不参加团的活动的“挂名”团员,阮啸仙严肃给予团纪处理,以纯洁团组织和提高团的战斗力。

在政策上,阮啸仙指出,“一个革命的政党团体,与普通团体不同之点,在于明确而且对于现实社会很需要的政策,不然便是乌托邦,永不能完成其所负的使命。”为此,对于团组织所确定的政策,反复向团员解释,使他们“了解政策”。

在工作上,阮啸仙认为,了解了政策,谨守纪律,但“如果站着不动,不去找工作做,政策仍不能实现,纪律不见得可贵”。他强调,在顺利的时候要努力工作,在不顺利的时候亦要努力工作,“要做革命工作,都要忍辱负重,努力向前。干!干!!这是革命家的唯一信条。”

经过整顿的广东青年团,团员数量稳步增加,团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大大增强,团的面貌焕然一新。

19236月不完全统计,粤区各地团支部、团小组已重新建立了二十多个,广东团的工作一跃成为全国最先进的省区之一。

不久,阮啸仙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详细汇报了广东团组织的整顿工作情况,受到陈独秀的充分肯定。

19236月初,阮啸仙致信团中央书记施存统,提出了开展青工运动和学生运动的团广东区委工作方针,并提出了建立广东新学生社的打算,得到施存统的肯定和支持。

经过十多天的筹备,617日,广东新学生社在广州司后街四十五号正式成立,阮啸仙被推选为该社执行委员会第一任书记。

“新学生社”是阮啸仙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书记后,为广泛团结各阶层青年,推进青年运动而创建的青年团外围组织。

阮啸仙经常为社刊《新学生》撰写文章,揭露时弊,宣传革命思想,启发青年学生的思想觉悟。

“新学生社”最初成立时,只有广州市内的一百多人,不到一年就发展到五六千人,人员遍及广东、广西、福建等地,成为青年运动的一股强大力量,在广东乃至全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78日,阮啸仙主持召开了广州地方全体团员大会,讨论如何开展学生运动、国民运动、青年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问题,在会上被推选为出席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并于820日至25日赴南京参加了此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19231014日至17日,阮啸仙主持召开了团广东区第一次代表大会。此次会议,充分肯定了以阮啸仙为书记的团广东区委的工作,总结了青年团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开展“劳工运动”“文化运动”“国民运动”和“学生运动”等四项具体任务。

阮啸仙在会上被选为团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在18日举行的区团委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团区委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此次会议,标志着广东青年运动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地进行,成为广东团运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阮啸仙还十分重视发挥青年团员在实际工作中的作用。这年10月,军阀陈炯明部洪兆麟、杨坤如妄图攻打广州。大元帅府下令反击,孙中山亲临前线指挥,在东莞县石龙一带与敌军作战。为鼓舞士气,阮啸仙组织了以“新学生社”社员和青年团员为核心的“青年慰劳队”三十多人到前线慰军。

当时,盘踞在石龙附近的敌军,凭借沙包工事,封锁了交通要道。因战事频繁,铁路两旁仍有不少尸体未收殓,经烈日暴晒,恶臭难闻。慰问队队员大都是刚走出校门、未上过战场的青年,他们目睹此情此景,不敢向前。

在这关键时刻,阮啸仙从队员手中夺过旗帜,毫无畏惧地走到队伍前头,率领队员,冒着枪林弹雨,直往前线阵地上冲!

敌军突然见阵地前面红旗招展,枪林弹雨中一支队伍狂风暴雨般直卷过来,以为是国民革命军的正规部队前来增援,一个个丢盔弃甲,四处仓皇逃窜。

阮啸仙趁机率领慰劳队员,冲过了危险地带,来到了国民革命军的前沿阵地。

革命军受到极大的鼓舞,一鼓作气,英勇追敌,收复了石龙,粉碎了敌人妄图反攻广州的阴谋。

阮啸仙带领青年慰劳队“徒手退敌”的事迹,成为轰动广州一时的美谈。

阮啸仙在广东青年中的威望也越来越高,在党的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委会上,广东青年团的工作,得到了大会的高度评价:“各地工作,以广东最佳,S.Y.均参加。”

19255月,阮啸仙在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成为他从工人运动、青年运动转到农民运动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广东农头

“农民见到哈哈笑,地主见了哇哇叫!”这首大革命时期传遍岭南大地的民谣,所赞颂的就是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被称为广东“四大农头”之一的阮啸仙。

阮啸仙是较早认识农民运动重要性的先驱者之一。早在19223月,他还在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就读时,就热情撰文介绍过浙江萧山县衙前农民协会。彭湃在海丰从事农民运动的壮举,更是引起了他的高度关注。

为此,无论他在从事学生运动、工人运动,还是从事青年团工作期间,都特别重视“农民运动问题”, 并先后多次到鹤山、花县、广宁等地农村,组建农民夜校及平民阅报室,训练民团,筹建农会,积极从事农民宣传活动,足迹遍布岭南广大乡村。

最令他关注的,就是花县的农民运动。

花县,即现在的广州花都区,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领袖洪秀全的故乡。这里山清水秀,土地肥沃,堪称鱼米之乡。但广大农民在地方军阀和地主豪绅的欺压剥削下,终年过着牛马般的穷困生活。

在阮啸仙等人的大力宣传和积极推动下,花县农民运动在1923年前后就“已经开始做起来了”, 是广东农民运动开展较早、影响较大的县之一。

早在1922年,广东农民运动兴起之初,时任团两广区委书记的阮啸仙,就曾与刘尔崧等人到顺德等地,指导地方党、团组织的建立。后又多次转赴花县,深入山乡农村,走上田间地头,了解农村和农民生活状况,启发青年农民加入党团组织,动员他们投身农民运动。他曾以“新学生社”的名义来到花县,结识了农民积极分子王福三、陈道周等人,并通过他们去发动农民加入农民协会。

19235月,阮啸仙当选团广东地委书记后,到农村基层与农民打交道就更为频繁。这年夏天,阮啸仙又再次来到了花县。

阮啸仙走村串户,访贫问苦,足迹遍及全县各村。在王福三等农运骨干的引领下,他每到一地,首先团结教育农村中苦大仇深的贫雇农,然后经过他们去广泛宣传发动群众。他还经常利用两龙、平山等圩的圩日,上街公开宣传发动;或将农民群众召集到小学课室里,揭露地主豪绅勾结贪官污吏、土匪恶霸盘剥农民的罪行,号召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与他们作坚决斗争。

当时,阮啸仙正身患肺病,身体较为虚弱。但他毫不顾惜自己,顶着烈日,戴着近视眼镜,深入九湖、元田、杨村、莲塘等村庄,沿着泥泞的山间小路,挨家挨户访贫问苦,了解减租减息政策的落实情况,尤其是取消“佃耕批头金”“田信鸡”和“送租例”等苛捐杂税情况,以及耐心宣讲成立农民协会、组建农民自卫军的好处等。

为掌握真实情况,阮啸仙每到一村,必与贫苦农友们同吃同劳动,同时向他们讲解成立农会的宗旨,发动农民组织起来。他废寝忘食,每天都工作至深夜。为了不扰民,他就睡在村里小学堂的学生课桌上。他的举动,深得农民的信赖和拥戴,许多农民晚上常到学堂里跟他聊家常、反映情况。

这一天,阮啸仙到元田村了解农民运动开展情况,忙完工作又是深夜了。时值盛夏,蚊虫特多。

为了不打搅农民百姓,他坚持睡在乡村小学的书桌上,连蚊帐也没有。

当时,正好被村里一个叫卢启辉的农民看见了,十分心疼:“阮同志是我们自己人,是替我们穷苦百姓办事的大好人,怎好让他任蚊咬,我宁可坐到天亮,也要将蚊帐给他!”于是,他回家把自己家仅有的一顶蚊帐,送来给阮啸仙挂上。

目送着这位农友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阮啸仙眼噙泪花,深为感动。

接触过阮啸仙的农民群众都感到,阮啸仙确实是真心实意为百姓办事的人,称他是“不是耕田人像耕田人”“脚上有牛尿的读书人”“ 我们耕田人的自家人”。

在阮啸仙等人的积极推动下,花县农会的影响深入人心,很快波及全县。19241019日,花县农民协会暨二区农民协会宣告成立。

全县各地农协会员,从四面八方,兴高采烈地来到九湖的“显承堂”,欢天喜地庆祝县农民协会的光荣诞生。

庆祝大会,气氛热烈。会场周围,贴满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工农团结万岁!”等标语,全村上下沉浸在一片节日喜庆的氛围之中。

阮啸仙亲临会场指导,并负责主持大会。他结合会议主题及特点,尤其是联系自己的工作体会、心境和感悟,亲自为成立大会题写了一副对联  ——   

坚忍卓绝为吾人本色;

奋斗牺牲是我辈精神。

对联写好后,阮啸仙叫人十分醒目地贴在会场大门两侧。

此联观点鲜明,通俗易懂,充分表现了“吾人”和“我辈” 等农协会员及干部的革命气概和奋斗情怀,同时也抒发了阮啸仙等共产党人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壮志豪情和英雄本色。

参加大会的人们,听完阮啸仙讲解对联含义后,都夸这副对联写得好。

会上,阮啸仙向参加大会的群众说:“今天我们成立农民协会,就是要有甘于牺牲的精神,更加坚忍不拔、全心全意地为耕田佬做事!农友们,我们这些耕田佬要团结起来,齐心协力打倒剥削穷人的财主佬!”

在阮啸仙的直接领导和热情帮助下,花县各地的农民协会逐步建立起来。这次会议后,农协会员把这副对联也带到四面八方,大大促进了各地农民协会的蓬勃发展。

花县的豪绅和地主,对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恨之入骨。他们组成“花县田主维持会”,用种种办法与农会相对抗。

针对此种情况,阮啸仙又走村串户,到处向农民群众宣传农会的作用,号召农民组织起来,与地主豪绅们作坚决斗争。他说:“地主的阴谋,说明我们的拳头已对准敌人,因而妄想瓦解我们的力量。如果我们趁着敌人恐慌的时候,进一步把拳头打下去,我们必然获得更大的胜利。”

“我们耕田佬要团结起来,锄头要对准剥削穷人的地主佬! 地主佬骂我们耕田佬是牛精。我看,耕田人不是牛精,而是精于牛、力大于牛! 宇宙乾坤,田里五谷, 天下人吃的、用的、穿的, 哪一件能离开耕田人?”

接着,阮啸仙用广东话,给大家唱起了一首自己作词谱曲的《锄头歌》:

锄头不拿起,

世人皆饿死。

拿起锄头来,

打死狗地主!

 这首《锄头歌》,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刻揭示了地主剥削农民的深刻道理。由于通俗易懂,朗朗上口,《锄头歌》迅即传遍南粤大地,成为号召农民团结起来与地主豪绅做斗争的红色歌谣。

在阮啸仙等人的宣传推动下,花县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据统计,至19268月,全县成立乡村农会41个,会员达1.3万户;组建了农民自卫军,至1927年底,农军人数壮大到10个中队、人员近五千人。

阮啸仙还先后到达顺德、东莞、新会、广宁、惠阳等地,广泛发动和组织农民运动。他深入山间乡村,与农友们同甘共苦,足迹遍布东江、西江和北江等广大农村,为维护和捍卫广大劳苦大众切身利益而呼号奔走。

19241月,阮啸仙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组织干事,开始全面转入开展农民运动。不久,他又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区农委负责人、团广东区委秘书(主要负责人),还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特派员;19252月始,他还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负责指导广东全省农民运动。

由于身兼数职,阮啸仙忙得不可开交。

在阮啸仙等人的推动下,广东农民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但是,他强烈意识到,没有一批坚定的农会干部,农民运动想扩及广东,并最终取得胜利,实为不可能之事,培训农民运动骨干,是当前农民运动的当务之急。为此,他与彭湃向中共广东区委汇报了这一想法,并提出了筹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设想。

中共广东区委立即接受了阮啸仙与彭湃的建议,并根据当时国共合作的形势和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农民政策,决定争取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来出面举办讲习所。

于是,彭湃、阮啸仙又利用农民部秘书和组织干事的身份,积极争取了农民部部长林伯渠的支持,并草拟了一份公开培训农会干部的方案,报请国民党中央批准。后经林伯渠提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39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彭湃被委任为首届农讲所主任,与阮啸仙一起负责筹备工作。其间,阮啸仙与彭湃一起,四处寻找和选择所址,制订培训方案,到处物色教员,发动组织招生。

阮啸仙还积极协助彭湃,共同研究办班的一些具体事宜,包括课程设置、教学安排等,筹备工作紧张有序进行。

在阮啸仙等人的大力协助下,由彭湃担任主任的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于192473日正式开学。所址设在广州越秀南路的惠州会馆,招收学员38名,全部来自广东各地。

讲习所开班后,阮啸仙又欣然接受彭湃邀请,匆忙走上了讲习所的讲台。

192511日至43日,由阮啸仙担任主任的第三届农讲所在广州市东皋大道一号举行。该届农讲所共招录学员128人,他们每日半天上课,半天训练,晚上讨论、开会。

为加强农讲所的师资力量,阮啸仙除自己亲自授课外,还热情邀请了彭湃、陈延年等共产党人,以及廖仲恺、谭植棠、邓植

仪、唐澍及国际友人鲍罗廷、马马也夫、加伦等人来授课。

19265月至10月,在广州番禺学宫举办了第六届农讲所,由毛泽东任所长。此届共招录327名学员,来自全国20个省区,是历届农讲所招录学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农讲所共开设25门课程,内容都是围绕中国革命的基本知识,其中关于农民运动的课程占8门,教员大多是富有实践经验的农民运动领导者,如毛泽东、彭湃、阮啸仙等。

阮啸仙讲授《广东农民运动状况》这一课程。他用了几天时间,重点给学员们阐述了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分析了广东农村的危机和农民运动勃起的原因,并运用广宁、花县等地农民运动的经验教训,说明从事农民运动必须具备的革命立场与斗争策略,提高学员领导农民运动的本领。

在讲授中,阮啸仙还经常穿插一些各地农运积极分子的事例,传授农运工作方法和应注意事项等内容,学员们听得津津有味,特别是阮啸仙对社会实际情况的独到见解,以及他关于农民问题的深刻论断,与毛泽东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

其间,阮啸仙还动员在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工作的妻子高恬波参加了第一届农讲所学习,介绍弟弟阮熙中参加了第五届农讲所学习。在阮啸仙教育引导下,妻子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后报名英勇参加了北伐,被誉为“女将军”;弟弟在农讲所毕业后,被派回老家河源、紫金等地,开展农民运动,走上了革命道路。

阮啸仙是第一至第六届农讲所教员,且每届都有新的讲课内容,主要是讲授农民运动问题。其中,第三届讲授《时事和当前的革命需要》,第四届讲授《怎样做农民运动》,第六届讲授《广东农民运动状况》。他与毛泽东、彭湃等人一起,为中国共产党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从事农民运动的骨干。

五十多年后,第六届农讲所学员、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曾充满感情地说:“在农讲所学习期间,我们不但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教导和培养,还得到在农讲所担任教员的我党许多优秀干部的教育和指导”,“ 教员中还有恽代英、阮啸仙、周其鉴等,这些同志的讲课和他们的革命精神,给了我们许多难忘的教益。”

在推动农民运动的同时,阮啸仙十分重视农民武装建设。

为支持广东各地农民运动,对付反动的商团武装,保卫广东革命政府,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和广东革命政府的命令,19248月下旬,阮啸仙与彭湃、罗绮园等人,将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225名学生,组编为广东农民自卫军,亦称“广东农团军”,由彭湃任团长、徐成章任教练。这是广东最早建立的农民自卫军,也是中国建立的第一支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农民自卫武装。

“广东农团军”成立不久,阮啸仙与彭湃等人率领队员,随孙中山大本营一起前往韶关进行集训,并组织队员到市郊农村进行宣传发动和开展社会调查。阮啸仙虽然身体不好,但仍坚持给队员们授课和指导训练。

阮啸仙十分注重学员们的军事训练,认为“政治训练要与军事教育并重,才能养成全才”。为此,这一期讲习所学员的军事教育和训练时间增到一个多月。

孙中山回师广州后,“农团军”也重返广州。按照孙中山的指示,阮啸仙、彭湃率领“农团军”的队员们,一起参与了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的作战,受到广东革命政府的赞赏。

在此期间,阮啸仙还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代表的身份,带领农讲所学生和“农团军”五十余人,出席了广宁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并向农民协会授旗授印,以实际行动支持彭湃在广宁开展农民运动。

稍后,阮啸仙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对以彭湃为团长、第二届农讲所学员为成员的“农团军”作了高度评价:“此届分子很不错,初授以军事教育,差不多有一个月,即所谓农民自卫军是也。在训练军事教育期间成绩昭著,于纪律及组织方面更见成效。”

在主办第三届农讲所时,阮啸仙更是注重学员们的军事教育和实际操练。他强调说,“为养成有组织有纪律之农民运动干员,同时为武装农民之准备,必使学生习惯军事生活及团体行动。”为此,阮啸仙在这届农讲所的军事训练中,特地从黄埔军校请来了军事教官,由唐澍任军训总队长。为了强化学员们的军事素质,阮啸仙依军队组织序列,把学员编成一连,冠名为“农民自卫军模范连”。

阮啸仙高度重视支持武装基层农军。1925年初,他在广州通过关系,设法从石井兵工厂购买了一批枪械,准备配给花县农会武装农军,以对抗日趋嚣张的“田主维持会”等地主豪绅反动武装。但要把此批武器顺利运到花县,确实是个大难题。

为避开沿途哨卡检查,确保枪械安全运达花县,他与彭湃经过商议,通过中共党员、国民党广州市公安局侦缉课课长的关系,确定用广州公安局的车辆来负责运送;同时,他们又亲自找到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的谭延闿,并经廖仲恺批准,审批签发了放行手续。就这样,途中虽遭到宪兵盘查,但因持有盖有谭延闿大印的放行证,各宪兵哨卡不敢造次,这批枪械终于安全运抵花县,正式组建了花县第一支农民自卫军。

在阮啸仙、彭湃及战友们的共同努力下,广东农民运动成为全国先进省份之一。

192551日,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这种省级农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在全国尚属首次。会议成立了广东省农民协会,阮啸仙与彭湃、罗绮园3人被选为省农协常务委员,负责全权处理会内一切事务。从此,阮啸仙成为广东农运的主要领导人,继续为广东各地农民运动四处奔波、摇旗呐喊。

东征军攻克惠州城后,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决定召开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阮啸仙与彭湃等人一起,决定要把此次会议变成推进农民运动开展的大会。中共中央也明确指示,安排杨匏安、阮啸仙、彭湃一起参加筹备工作。阮啸仙与彭湃被分工负责起草报告提案。经过酝酿讨论,由阮啸仙执笔,很快便起草了一份《关于农民运动之报告提案》。

这份近万字的提案,倾注了阮啸仙、彭湃的大量心血。他们在提案中,详细分析了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回顾了国民党关于农民政策的确立,以及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历程,揭示了农民当前在政治、经济上的痛苦境遇。

该提案提出:“农民在政治上所受痛苦最残酷,最切肤,而且为农民运动之最大障碍的,就是民团”及“本党政府治下之驻防军队与地方官吏”,他们挂名“革命”,却无视党纲党纪,到处勾结土豪劣绅,压迫农民,摧残农会,以至“本党农民运动所得之结果,几乎为若辈摧陷殆尽”。农民所受经济痛苦,主要是高利贷、当押店的重利盘剥、买卖之垄断居奇、苛捐杂税及额外征收等等。提案还着重阐述了“广东农民现在的要求”,就是取消“预征钱粮”“苛捐杂税”“附加费”;“规定最高限度租额,严办重利盘剥农民者”;“解散各县摧残农民协会之商乡民团,取消民团统率处”等。

提案中,阮啸仙、彭湃还对农村中地主豪绅、自耕农、佃农、雇农的经济地位和革命态度,作了具体的阶级分析,并提出了迅速组织农民自卫军等紧迫问题。

时任广东区委委员长的陈延年等人一致同意此提案,并提交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建议作为大会的重要议题。

19251020日,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召开,阮啸仙与彭湃出席了大会。会上,阮啸仙代表两人宣读了这一报告提案。与会人员先看了书面材料,又听了阮啸仙的宣读,都被其充分的事实和入情入理的分析所折服。大会对阮啸仙、彭湃联名提交的《关于农民运动之报告及提案》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一字未改地作为大会决议予以发表。

可以说,这是国共两党历史上关于农民问题的第一个比较完整系统的文件,对于统一国共两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加强国共合作,推动广东乃至全国农民运动开展,都取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阮啸仙十分关注基层农会的发展,竭尽全力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这年秋冬之交,阮啸仙前往惠州指导成立惠阳县农民协会。其间,他了解到惠阳农协活动经费紧缺的情况后,立即向主持惠、潮、梅各属行政工作的周恩来做了报告。

周恩来高度重视阮啸仙等农运干部的情况反映,指示从抄得逆产中拨出千元,专款拨给惠阳县农民协会作活动经费。同时,周恩来又通令各县县署,每月拨给300元,作为县总部筹备经费。不久,周恩来又指令从没收的10万元逆款中,拨出2万元作为开展工农革命运动的专用款项。

正是由于有了周恩来等人的大力支持,阮啸仙等人开展农民运动才有这么顺利。据阮啸仙在惠阳县农协成立大会时亲自起草的《成立宣言》中介绍,当时全省已有35个县成立了农会,会员“都是很有组织很亲爱的兄弟一般的”。

蓬勃发展的广东农民运动,引起了地主豪绅的极度仇视。他们不择手段对农会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甚至指使反动民团残杀农协会员和农运干部,制造流血惨案,妄图阻止势不可挡的农运赤潮。

19246月,花县农民运动在阮啸仙等人的指导下,发展势头很快。地主豪绅异常恐慌,到处造谣惑众,攻击农会是“抽取亩捐的机关”,借以破坏农会的声誉,挑起群众对县农会的不满。他们还纠集一帮流氓地痞,谩骂、侮辱农会干部,并趁乱捣毁了一些农会。73日,他们又联络十多个乡村的地主豪绅,以“联护约”的名义,向县农会提出质问,筹备处觉得难以对付,便急忙向省里做了汇报。经过研究, 广东区委决定委派阮啸仙到花县处置这一事件。

阮啸仙火速赶到花县。他立即召开了有三百多人参加的演讲大会,除了部分豪绅外,大部分是农民群众。会前,许多农民群众听信了豪绅们的谣言,对农会的做法不满,有的还带有武器。地主豪绅们则幸灾乐祸,反动势力头子江耀中更是放出口风,借机谩骂恫吓:“最厉害的就是阮啸仙,我非想办法除掉他不可!”会场情势非常紧张。

阮啸仙沉着应对,走上讲台。他首先说明工商学各界都有自己的团体,农民也应有自己的团体,农会是我们农民的团体;接着详细解释了农会的宗旨,绝不是为了抽取大家的“亩捐”,而是为了维护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阮啸仙的一席话,不仅及时化解了矛盾,而且还提高了群众觉悟,改变了他们对农会的态度。一些农民群众的态度转向农会这边,并支持农会组织的成立,一些开明绅士也开始点头赞同。就这样,地主豪绅挑拨离间的阴谋诡计被粉碎了。

半年多后,花县又发生了一起残杀农会干部的流血事件。原来,1925118日,主持县农会工作的副委员长王福三,偕同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黄学增、何友逖到凤岭捉拿内奸王锦照,惨遭地主武装的伏击而殉职。

王福三是在阮啸仙的指导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本土干部,他们在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当他得知王福三不幸殉难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沉痛,立即向廖仲恺做了汇报,并与彭湃等人亲自到花县调查处理这起惨案。

为了打击反革命嚣张气焰,阮啸仙在九湖乡召开公祭王福三烈士大会,并亲自担任主祭,与会代表和群众两千多人。会后,农会会员抬着烈士灵柩,武装游行示威,送葬人达万余人,队伍长达6里路程。

游行队伍绕道各村庄、圩场,行程四十余里。

这次葬礼,是花县农会对地主豪绅反动势力的声讨和示威,是对农民群众英勇奋斗的号召和鼓励。

当时的《广州民国日报》曾这样报道此事:“经过各圩市观者人山人海,皆大呼口号,沿途散布传单及贴标语,分发烈士遗像与死难事实给各农友,诚花县空前未有之盛举,即各村妇孺亦为见所未见云云。”

19261月初,高要县又发生了一起豪绅地主指使反动民团残杀农协会员的流血惨案。阮啸仙获悉后,极为震怒,并不顾危险,第一时间赶赴高要,安抚了受害人家属,对事件发生的原因及经过进行了调查。

经过实地了解,阮啸仙先是撰写了题为《高要地主民团围攻农民协会残杀农民事件》的文章,分两期刊登在《犁头》杂志上;2月下旬,阮啸仙又遵照区委的指示,重新起草了一篇题为《高要地主民团屠杀农民之经过》一文,刊登在中共广东区委机关报《人民周刊》上。

阮啸仙的这两篇文章,愤怒地揭露了高要地主武装屠杀农民的罪行,指出此次事件“完全为反动势力集中压迫革命的民众势力”。 在此期间召开的省农协扩大会议上,阮啸仙作了题为《省农民协会成立前后情形》的报告,再次详细揭露了高要地主武装屠杀民众的罪行,号召广大农民群众团结起来,与地主豪绅斗争到底!

1926年春夏之交,蒋介石相继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国民党右派加紧向农会进攻,革命联合战线骤然紧张起来。

面对日趋紧张的时局,阮啸仙冷静观察,沉着应对。在省农协指导各地农会工作时,他采用不同化名代号进行秘密书信联络,以防不测。如北江一带农会写信给他,就写“白天乐” 收,西江一带则写“施其方”, 还有东江一带写“童里士”、 南路写“蓝露”、 中路写“钟××”, 而花县这边则用“龙伟” 这个代号。这种办法,既回避了阮啸仙因信件太多而被人产生的嫌疑,又方便其在众多信件中更便捷了解处理情况及发出指示。他在广州多次群众集会上,大声揭露反革命势力破坏农民运动的罪行,并坚定地表示:“广东农民运动,绝不因此罢休!”并强烈倡议“要在广州设立全国农民协会筹备处,以促全国农民大团结之早日实现!”这充分体现了阮啸仙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在领导和亲身参加农民运动的同时,阮啸仙十分注重总结农民运动方面的经验教训。

其间,他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就广州农讲所学员培养问题,提出了“政治训练要与军事教育并重,才能养成全才”的育才观, 并总结了开展农民运动的七条经验。即“宣传口号” 应“以最简单之方言出之”;“ 运动者以本地人为宜”;“ 以各该乡之在城市作工者为运动员或介绍人”;“ 运动者任何人都要自己处于农民地位做宣传的态度”;“ 方法” 上应“先出于调查,继则向个人作诚恳之谈话,然后做群众的演讲,杂以游艺性质”;“ 运动者要自己处于负责人地位,不可处旁观态度;农会成立后,要设法和农民时常通讯,使发生相互间密切之关系”。

这些经验通俗易懂,具体实用,简单易行,学员们记得牢,对指导各地农民运动开展也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阮啸仙在领导农民运动的实践中,不仅研究广东的农民运动,而且对湖南、广西、湖北、四川、山西、陕西等省的农民运动,以及外国的经验材料,也作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撰著了一批农民运动的专著。其中阮啸仙在历届农讲所授课讲义的基础上,于1926年整理撰著的《中国农民运动》这部著作,是指导当时农民运动的重要作品。

阮啸仙的《中国农民运动》这部著作,全书约三万字,由省港罢工委员会刊印出版。该书全面分析了农村各阶层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剖析了农民运动发生的重要原因及其历史必然性,阐明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以及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论述了农民运动的发展规律及其斗争内容,总结了农民运动的政策和策略。

这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近代中国农民运动的经验总结,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并把它列为由其任所长的第六届农讲所学员学习的必读教材之一。1926年,毛泽东在其主编的《农民问题丛刊》序言中指出:有关广东农民运动的材料,“乃本书最精粹部分”,“它给了我们做农民运动的方法”,“又使我们懂得中国农民运动的性质”。

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阮啸仙与毛泽东、彭湃等人一起,为大革命时期广东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建立了卓越功勋。至19268月,全省有66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农协会员达八十余万人。农民运动这股赤潮,在阮啸仙等一批共产党人的推动下,正从广东席卷蔓延至全国各地!

192611月,中共中央为加强对全国农民运动的领导,成立了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阮啸仙是九个委员之一。在此期间,阮啸仙因身体原因仍留在广州,支持中共中央农委筹备全国农民协会的各项工作,协助毛泽东领导全国农民运动的开展。

 

广东的同志,在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军阀、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反抗地主阶级各次很大的运动中,都做了人民的领导。……在各次运动中,虽然有许多外省同志之参加,然广东同志实做了最大的努力。

……

明显的例子摆在广东,哪一个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比较敛迹的县份,必是农民运动已经做起来了,广大的农民群众参加了农民协会的县份。

 

以上两段话,引自毛泽东在此期间撰写的两篇文章。毛泽东文中所称的“广东同志”,当然包括出生和工作、生活一直在广东的阮啸仙;毛泽东对广东农民运动的高度评价,实际上也是对主持这一工作的阮啸仙的热情赞许!

 

 

仁化主政

 

隆冬粤北,北风凛冽,冷雨刺骨。

1928123日,一个身材瘦削、戴着近视眼镜的人,正风尘仆仆地疾走在仁化县城至董塘安岗的崎岖山道上。他,就是时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广东省委常委兼农委书记的阮啸仙。

与阮啸仙同行的,有陆丰苏维埃政府代表吴齐。他受广东省委的派遣,负责协助阮啸仙在仁化开展工作。他们此行的任务十分明确,就是按照省委的指示,把仁化开创成“粤北武装割据的中心”,“造成海陆丰割据东江的同样局面”,尽快形成“海陆丰第二”的仁化武装割据新样板。

重任在肩,步履匆促。阮啸仙与吴齐在北江特委两名交通员的护送引领下,顶风冒雨,昼夜兼程,赶赴安岗。

这一天,正是农历正月初一。本该是劳作了一年的农友们欢度春节的喜庆时日,但沿途看到的,却到处是烧杀抢掠留下的痕迹,路两旁尽是断垣残壁,山野上新坟随处可见,一派死气沉沉的残败景象。

阮啸仙脸色凝重,思绪翻腾。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者血流成河。处在危难之中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个万分紧迫又亟须解决的问题,这就是中国革命在城市被强敌击败后,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对此,全党同志进行了反思。反思的结果,开始意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并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同时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这些党领导的武装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和实行屠杀政策的一次次英勇反击。但面对国民党新军阀在城市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形势,企图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或进攻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企图坚守大城市,只能导致惨重的失败。

“城市中心论”的幻灭,再一次唤醒了一代共产党人。中共广东党组织痛定思痛,总结反思广州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后,决议从城市转向山区,并在海陆丰地区率先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县级苏维埃政权,成为当时全国革命运动的楷模。

这是一次伟大的反思与探索。遗憾的是,“城市中心论”的阴霾还是牢牢盘踞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深处。列宁关于“一国或数国”理论,赢得了赤色苏俄。但这一理论移植到了中国,便产生了“一省或数省”“一县或数县”的错误理论,城市暴动仍成为党工作的“中心及指导”。

广东的党组织也跳不出此桎梏。

广州起义失败后,以李立三为书记的广东省委,不顾在广州无法安身而被迫迁至香港活动的境况,仍认为革命形势还在“不断高涨”,决定“在全省各区造成一县或数县的割据局面”,形成“包围广州之势,进而夺取广州”,并选择有农运基础的韶关北江“作为全省暴动的中心地区之一”,成立了中共北江特委,负责指挥北江地区农民暴动。

192815日结束的省委全体会议,再次要求全省各地要“极大发展暴动,在东江、西江、北江、南路都造成一县至数县的割据局面”,并在会后正式拟定了一份北江暴动计划。

北江特委根据省委的指示,向全县发出了《关于各县暴动工作纲领》,并转达了省委对北江暴动布局的决定:在曲江、仁化、南雄极力发展暴动,“以仁化为中心,造成北江第二割据局面”。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阮啸仙受省委派遣,临危受命,赶赴粤北,负责主政仁化全面工作。

阮啸仙1月上旬离开香港,几经辗转,20日抵达韶关北江特委。

在特委驻地,阮啸仙欣喜地见到了时任省委常委兼北江特委书记的张善铭,以及省委派驻北江巡视员周其鉴等老战友。当晚,他们来不及叙诉分别之情,迅即就组织仁化暴动问题进行了研究。

会上,阮啸仙表示,坚决拥护省委决定,提出了要到他比较熟悉的农村去,从最基层了解情况,广泛发动群众,待打开局面后再组织全县暴动,并谈了组织实施暴动的具体计划,决心把仁化开创成为“海陆丰第二”。

北江特委赞赏并同意阮啸仙的计划,并选择了群众基础较好的董塘安岗,作为阮啸仙主政仁化工作的落脚点。

此时,已是农历腊月二十八。阮啸仙顾不得过年,当晚就想赶往安岗。在张善铭的再三劝说下,阮啸仙才同意改日启程。

……

翻山越岭,日夜兼程,123日傍晚,阮啸仙一行安抵目的地  ——仁化安岗。

仁化,地处粤北,毗邻湘赣,是广东北部山区偏僻的小县城。安岗则是仁化县董塘区所属的一个自然村。这里距县城约二十五公里,四周山高林密,交通闭塞,石寨林立,地势险要。对阮啸仙来说,仁化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几年来,他一直寄予向往与牵挂……

早在1925年秋,阮啸仙就曾到过仁化。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他以第三届广州农讲所主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来仁化指导建立农民协会。全县十多个乡相继成立了农会,发展会员近万人。在仁化期间,阮啸仙带领蔡卓文、廖汉忠等农运骨干,实行“二五”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收缴反动武装,武装保卫农会和维持社会治安等,全县城乡掀起了赤色风暴。

但是,当阮啸仙此次再度来到仁化的时候,这里与两年多前生机勃勃的景象宛如两个世界。村里群众见到生人就躲,普遍存在恐惧情绪。

在村口,阮啸仙见到了在此等候的蔡卓文。

蔡卓文,1895年出生,比阮啸仙年长三岁,早年曾投奔到广东护法军事讲习所学习,是个土生土长的安岗人。阮啸仙两年多前在仁化指导农民运动期间,他是个农运骨干,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个性格耿直、革命坚决的农民领头人。春节前夕,他就接到了北江特委的通知,知道阮啸仙要来村里领导大家一起开展斗争,高兴得大年也顾不得过。

沿着一条坑洼不平的村道,蔡卓文把阮啸仙一行带到了村中心的一幢庙堂——思诒堂。

这是一座清代建筑风格房屋,二进院落式布局,坐西向东,青砖灰瓦,木梁石柱。这里原是村里谭姓人氏宗祠,后因年久失修闲置不用。阮啸仙、吴齐就安排住在思诒堂内前院两侧的左右耳房。

在与蔡卓文交谈中,阮啸仙了解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仁化全县原有的党员仅剩7人,而且一段时间来已停止了活动;曾任仁化县县长的大恶霸地主谢梅生,出任“清党”委员会主任后,纠集反动武装百余人,在石塘、董塘等地,大肆捕杀农协干部和革命群众,放火烧毁了老董塘等13个村庄,全县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当务之急是要把党组织建立起来!”阮啸仙坚决地说。他从多年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深知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特别是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更应该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才能更好地完成省委交给自己的重要使命。

于是,在到达安岗的当晚,阮啸仙就在思诒堂住地的厅堂里,主持召开了党员扩大会议。蔡卓文及附近能联系上的几个党员,还有一些苦大仇深的农民群众参加了会议。

会上,阮啸仙庄重宣告省委关于成立中共仁化县委员会的决定,并按照省委的决定,由他亲自担任县委书记。阮啸仙提议,蔡卓文任县委副书记。

没有隆重的仪式,中共仁化县第一届委员会便在这简陋的房子诞生了。从此,仁化武装割据的序幕正式拉开!

阮啸仙简要地介绍了全国和全省的革命形势,传达了广东省委和北江特委的指示精神,提出了要在近期组织发动全县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的计划。

与会党员群情激昂,一致表示要在县委和阮书记的领导下,组织发动劳苦大众,把熄灭的农运之火重新燃烧起来;那些苦大仇深的群众,也摩拳擦掌,纷纷要求加入党组织和农会,誓与土豪劣绅抗争到底!

会议一直持续到深夜,大家仍不肯散去。阮啸仙趁机亲自给大家上党课,“把勇敢农民和现有农军”以及“能冲锋陷阵的尖兵”加以培养、吸收入党,壮大队伍,为全县武装大暴动奠定坚强的组织保障。他望着身边一张张兴奋的脸,用通俗易懂的话,向大家耐心地讲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策略及怎样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此后几天,阮啸仙、吴齐、蔡卓文等人,分头深入到各乡、村和屋场,利用各种形式,对广大群众开展宣传发动工作,并细心观察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农运积极分子。仅几天时间,安岗就发展党员45人。

阮啸仙在21日写给北江特委并转省委的报告中谈及此事时,兴奋地写道:这些新发展的党员,“完全是贫民,而且是武装党员,能冲锋陷阵的尖兵……”

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阮啸仙白天到各乡村去了解群众情绪,宣传农运政策,讲解苏维埃政权的目的意义,组织恢复农民协会和赤卫队;晚上则在家拟订工作计划、颁发命令及接见群众,往往工作至深夜。

县委的同志们都知道阮啸仙有病在身,就主动帮助解决他的饮食起居问题,都被阮啸仙婉言谢绝。他在写给省委的报告中谈到,既为仁化工作顺利“高兴极了”,又为自己“病得不可开交”而着急。为此,他除了请求省委派干部以及多带地图、望远镜等军事用品外,属于个人事项的要求,就是请求“哮喘药水、药饼、伤风药多带来……”

仁化虽然农运基础好,但历来斗争形势较复杂,特别是安岗邻近的夏富和岩头两个乡,地主豪绅比较集中而且顽固凶狠。阮啸仙毕竟是省委派来的干部,大家十分担心他的安全问题,都不愿意让他过多露面,但阮啸仙从不把个人安危放在心上,仍与同志们一道坚持早出晚归,一心扑在工作上。

阮啸仙日夜战斗在斗争第一线,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农友们亲切地称他是“耕田人的自家人”。

听到大家的赞誉,整天操劳、全心投入的阮啸仙,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127日,离安岗不远的董塘,全县武装大会在此举行。

经过宣传发动,农民群众起来了,一些乡和村相继恢复了农会和赤卫队。应该召开一次群众大会进行再动员,展示群众力量的威力,以提振群众的信心。于是,阮啸仙召开县委领导会议,决定在董塘召开一次全县农民武装大会。

大会由阮啸仙亲自主持。

这一天,是农历大年初五,正逢董塘圩日。在圩街尽头的大草坪上,人山人海。会场内外,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全县23个乡的农民武装赤卫队及群众两千余人参加了大会。赤卫队员们排着不太规则的队列,扛着汉阳造步枪、粉枪、土炮、锄头、镰刀等各式武器,陆续进入会场。

队伍中有一支“女兵队”,二百多个青壮年妇女,个个背着竹笠,扛着自制标枪,几个女子还抬着一尊笨重的土炮,精神抖擞,英姿飒爽,格外引人注目。

阮啸仙走下主席台,来到“女兵队”前,用客家话问扛着土炮的妇女:“你们敢不敢烧炮(放炮之意)?”

一个年轻妹子可能不认识阮啸仙,快言快语,反问道:“不敢烧抬来干吗?”

另一个干部模样的妇女,曾在乡干部大会上听过阮啸仙做报告,知道他是县委书记,赶忙回答:“报告阮书记,妇女们全都会烧土炮,这几天我们已经烧死好几个大土豪了!”

队伍的最后面,十几个端着洋枪的赤卫队员,押解着七八个罪恶累累的地主豪绅。这些平时横行乡邻、欺压百姓的霸主们,一扫平日的威风,蜷缩在会场角落瑟瑟发抖。

大会宣布开始,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今天,我们召开全县武装大会,举行武装游行,目的就是要大灭地主豪绅的威风,大长工农民众的志气!”

阮啸仙的开场白,开宗明义,声音洪亮。他以仁化县委书记的身份,首先做了报告。在热情颂扬了仁化农民的革命传统和斗争精神之后,他双手握拳,高高举起,大声地说:“我们的斗争目标就是要拿起枪杆子,夺回被地主豪绅剥削的一切财产和权益!”

又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阮啸仙最后说:“地主有武装,动不动就杀农民的头。我们农民要抵抗这种压迫,就必须把我们农民武装起来!农民朋友们,为了不再受剥削和压迫,我们大家要团结起来,为建立像海陆丰苏维埃政府一样的属于我们工农大众的苏维埃政权而英勇奋斗!”

潮水般的掌声,再一次经久不息……

接着,陆丰苏维埃代表吴齐讲话。他介绍了彭湃领导海陆丰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的情况,引起了与会农民的强烈反响与神往。

在追悼了反动派“清党”中死难的16位烈士之后,大会进入宣读提案议程。

第一个走上讲台的是蔡卓文。他代表县委宣读公告:一、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由政府发给失业农工、烈士遗属、兵士家属耕种;二、没收或征发豪绅地主谷石、银两、财物、枪械;三、谷石、银两十分之五归农民,十分之五归区、乡……最后,他坚决表示:自家所耕土地,放弃土地权归由政府处理。

在蔡卓文的带动下,共产党员刘建中、烈士邓祝三家属等,纷纷走上台,当众宣布放弃自己家中田地的土地权,归返给原耕农民耕种。

全体与会人员群情激奋,掌声雷动,欢声震天,一致表示欢迎和拥护。

大会最后一项议程,是公审国民党“清党”委员会头目张伟成。苦大仇深的农民代表和受害者家属,争先恐后地上台,愤怒揭发和清算仇人的滔天罪行。当阮啸仙宣布当场枪毙杀人魔王张伟成时,整个会场沸腾了,一阵阵“打倒屠杀工农的国民党!”“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组织我们的工农政府!”“工农革命成功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会议结束后,全体武装的赤卫队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大游行。赤卫队员们高举枪头、锄头、杆头,一路高呼:“高举我们工农兵的红旗!”“我们即刻大暴动起来!”“照着海陆丰的样子去做!”口号声此起彼伏,红旗映红了半边天。

农民运动的熊熊烈火,再次在仁化的穷乡僻壤点燃!

第二天,也就是128日,安岗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件    ——安岗乡苏维埃政府诞生。

阮啸仙在“思诒堂”住地的门坪上,主持召开群众大会,庄重宣布:安岗乡苏维埃政府从即日起正式成立。设委员13人,阮啸仙亲自兼任主席,蔡卓文任副主席,其余委员分任土地、革命、生产、宣传、财经、妇女、青年、文教、卫生等职务。

会上,阮啸仙宣布了苏维埃政府的政策,阐述了苏维埃政权的性质、任务和意义,号召农民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当家做主、扩大武装,巩固苏维埃政权,并决定“以安岗为首倡”,“以后各乡次第成立苏维埃”;“俟有半数,即行召开区代表会议,成立区苏维埃”。

安岗乡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仁化县第一个红色政权正式诞生。

随后,全县以安岗为样板,先后成立了仁化县革命委员会和区、乡苏维埃政府。

至此,县、区、乡苏维埃政权相继成立,仁化县武装割据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

“只有发动农民,组织革命武装,才能形成全县群众武装暴动的局面!”

“各级苏维埃政府都要成立工农武装!”

在县委全体会议上,阮啸仙多次强调和重申这一主张,并亲力亲为,为组建革命武装四处奔波忙碌。

全县武装大会后,各区、乡和村立即行动起来,一个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接踵而            ——

131日,仁化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坚强战斗力的基层党支部——中共安岗支部正式成立。当晚,支部举行第一次干事会,决定组织安岗赤卫队,下辖洋枪队、粉枪队、大炮(土炮)队、镰刀队、锄头队、工兵队、慰问队。

阮啸仙带病到会祝贺并讲话,号召全县要以安岗为模范,把此做法推广到全县各村,大造全县群众武装大暴动之声势。

24日,在阮啸仙的推动下,“广东工农革命军北路第八独立团”在安岗成立。独立团下辖三个营,团、营干部均由朱德派来的军事干部腾代顺、腾铁生、蒋国杰等人担任。工农革命军的成立,把仁化武装割据推向了高潮。

在安岗的模范带动下,全县各区、乡、村相继成立了农民自己武装      ——赤卫队。他们实行轮流训练,站岗放哨,除霸惩匪,保卫家园。阮啸仙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在写给省委的报告中写道:“乡农民完全武装动员,枪不够用,但轮流训练守卫及放哨,男女老幼都一致行动。”

210日,阮啸仙在董塘主持召开了全县各方代表和全区群众大会,正式成立了仁化县革命委员会和第五区(董塘区)苏维埃政府。蔡卓文任县革委会主席,负责领导指挥全县暴动;下设参谋团,由各级军事领导干部组成,直接负责各区、乡赤卫队的军事训练,战时担任作战指挥。阮啸仙仍任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蔡卓文任副主席,由13位委员组成。

随即,全县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掀起了土地革命热潮。在轰轰烈烈的打击土豪斗争中,阮啸仙十分注意把握政策。

一次,赤卫队在夏富收缴反动武装时,捕获了地主民团一位团丁。赤卫队员收缴其枪支后,未问缘由,当即处死。后才知道他是因“不愿意当地主守卫而私逃者”。阮啸仙了解情况后,当即对负责抓捕的赤卫队员进行严厉批评,并召开会议,重申苏维埃政府政策,反对大烧大杀,认为这是“流氓无产者的行为!”

事后,阮啸仙写信向特委报告了此事。信中,阮啸仙作了自我批评,认为“此事考察的不好”,并表示“以后要藉此为戒!”

董塘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成为粤北各县工农革命的一面旗帜。附近县及各区乡的农运干部纷纷前来参观。土豪劣绅却惊恐万分,就连县城军警也坐卧不安。

阮啸仙感到发动全县暴动的时机已到。于是,他派人秘密进城,侦探县城及附近反动武装动向。

仁化县城是国民党在仁化统治区的政治中心。在阮啸仙来仁化的头一年,也就是1927525日,在蔡卓文等人的领导下,为讨还血债,曾组织农民武装攻破仁化县城,破监救出了被关押的三百多名农会干部和群众,火烧了县御门。群众虽得救了,但遭到疯狂镇压,蔡卓文等被迫躲进澌溪山打游击。同年12月上旬,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退到湘粤边境活动,在董塘等地处决土豪劣绅,并在前不久的14日再次攻占仁化县城,并整编了仁化县农军,推动成立董塘区苏维埃政府。朱德移师湖南宜章后,仁化反动武装又纠集在一起,对仁化农军及革命群众进行惨绝大屠杀……

“既要发动暴动,更要保存实力!”阮啸仙召开县委会议和军事会议,决议以攻打县城为标志,震慑反动势力,即日举行暴动。为吸取教训,他与蔡卓文等人一起,制定了“进攻仁城,缴枪筹款……然后放弃仁城,取夏富、岩头与董塘、安岗成掎角之势,造成海陆丰第二”的暴动策略。

213日,阮啸仙和蔡卓文发出命令:攻打仁化县城,发动全县暴动!

随着一声令下,广东工农革命军北路第八独立团,在手持长矛、尖刀、镰刀等武器的五六百农民赤卫队的配合下,四路出击,直捣县城。

暴动于凌晨举行。独立团冲锋在前,奋不顾身,如入无人之境。赤卫队紧随其后,呐喊助威。城内敌人梦中惊醒后,犹如惊弓之鸟,纷纷弃城而逃;少数顽固分子妄图抵抗,见大势已去,却也无可奈何。仅短短几个钟头,独立团和赤卫队就攻占了仁化县城。

随即,仁化县革命委员会发布了《革命委员会政纲》和《暴动宣言》,号召全县各区乡一起来暴动,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

按照阮啸仙、蔡卓文的暴动计划,为保存革命实力,独立团和赤卫队攻占县城后,立即分头筹款,发动群众,一达目的,旋即退出。

暴动队伍撤出县城后,迅即按计划开赴夏富、岩头。此地是全县土豪劣绅聚居地,反动势力顽固。阮啸仙一方面命令独立团战士收缴反动武装,组织军事操练;一方面组织赤卫队员筹粮筹款,救济群众;然后退回董塘、安岗,召开群众大会,动员大家坚壁清野,加强警戒,静观势态变化。

仁化暴动,动摇了国民党在仁化的反动统治,震撼了粤北大地,以仁化为中心的武装割据局面随即形成。

正在此时,阮啸仙意外接到通知,省委要调他到韶关主持北江特委工作。

原来,特委书记张善铭回香港汇报工作后,因病不能及时回韶关,以致北江特委无人主持工作。韶关是北江暴动的中心,必须立刻恢复北江特委组织。考虑阮啸仙是省委派来的干部,对北江地区情况熟悉,工作有魄力,在干部群众中又有威望,省委决定调派他回韶关主持特委工作。

阮啸仙感到,仁化工作虽有起色,但把仁化开创成“海陆丰第二”的宏愿远未实现,特别是仁化武装暴动刚刚兴起,工农大众革命斗志正旺,此时离开仁化不合时宜。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巩固武装斗争成果,稳定军心民心,他决定留下来。

于是,他写信给特委并转省委,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信中写道:“省委要我到曲江(即韶关)来,事实上做不到。如果此时离开仁化,人家更说我们C.P.(共产党员简称——引者注)靠不住了……”

阮啸仙决定继续留在仁化,与仁化军民共患难,一起誓死保卫红色家园。

形势一天天严峻起来。

在第八独立团成立的第三天,董塘就发生了一场震惊全县的“六日事变”。

事情由一起突变事件引起。原湖南汝城农军通过统战关系,暂时改编为国民党第16军范石生部特务营,营长何举成是共产党员。按照党的指示,他原打算在韶关驻地脱离范部,不料于26日凌晨被范石生强行缴械,后壮烈牺牲。消息传到独立团,负责军事领导的同志,未经请示县委,当即把驻扎在董塘的独立团主力撤退到山区去。区农会个别领导见大势不妙,借口军事退却为由,煽动农民反对军事领导同志,通知各乡取消工农红旗、红领带、撕去各种革命标志,企图搞垮独立团。夏富、岩头的地主豪绅趁机纠集反动武装百余人,气势汹汹向董塘扑来。董塘区苏维埃红色政权危在旦夕!

面对危局,阮啸仙沉着冷静,处惊不乱。

当时,县委驻地只有阮啸仙一人留守。获悉“六日事变”情报时,已是深夜。他顾不得严重的病体,披衣起床,思量对策。望着黑沉沉的夜幕,面对当前危局,他敏感意识到:军事退却是错误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并迅即指示派人找回负责军事的负责同志,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为迅速处理这一突发事件,阮啸仙果断命令,独立团主力原地待命,派出第一营武装战士,星夜出击,收复董塘。

独立团第一营的全体武装战士,随着一声令下,乘着夜色,迅即向董塘进发。战士们发扬英勇善战的精神,击退了地主武装的猖狂进攻,毙敌六人,伤十余人,缴枪四五支。董塘保卫战初战告捷。

第二天,阮啸仙主持召开全区大会及各方代表会议,研究解决事变遗留问题。经阮啸仙提议,会议改组了董塘区农会,处分了动摇妥协者,严惩了叛变投敌分子。

接着,阮啸仙组织了阵容强大的工作队,亲自带队,拖着病体,分头深入各乡、村去,向广大民众宣传当前形势和党的政策,说明事变真相,安抚民众情绪……

阮啸仙与县委全体成员一起,“出尽了二虎九牛之力”来挽回危局。最终,董塘收复了,民心稳定了,苏维埃政府转危为安。阮啸仙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在胜利面前,阮啸仙头脑十分清醒。为防不测,他及时召开县委常委会议和军事会议,分析敌我形势,研究应对策略,提醒要随时做好迎击顽敌进犯的准备。

果然,在独立团和赤卫队攻占县城后的第二天,仁化县“清党委员会”主任、曾任仁化县县长的大土豪谢梅生,纠集各地土匪和地主武装近千人,兵分四路,气势汹汹,再次向董塘区农会及各割据乡村进攻。他们所到之处,捕杀掳掠,无恶不作。苏维埃红色政权又一次处于危急之中。

“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阮啸仙与蔡卓文部署好作战方案后,召开了战前动员会,号召大家英勇反击顽敌,誓死保卫红色政权。

当阮啸仙、蔡卓文率队赶到董塘区附近时,一伙敌人正在村里准备烧毁民房。

“先干掉这帮龟孙子!”蔡卓文恨得咬牙切齿。

“好!”阮啸仙与蔡卓文迅即拟定了一个出奇制胜的歼敌方案。

由八名赤卫队员组成冲锋队,在蔡卓文的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冲到敌人面前。敌人还未反应过来,就懵懵然中了子弹。

此时,阮啸仙按照事先安排,在村口和山坳摆“迷魂阵”,几个赤卫队员朝空中放空炮,往铁桶燃爆竹,使敌人摸不清我方虚实。

放火烧屋的敌人果然中计,纷纷撤退逃命。村中其他各路敌人,听到村口密集的“枪声”,也都像兔子一样逃窜了。

阮啸仙迅速指挥独立团主力和赤卫队,与蔡卓文率领的冲锋队汇合后,乘胜追击,一齐追赶了二十多华里,击毙、击伤敌人多名,缴获枪支两支,再次粉碎了敌人精心策划的反扑阴谋。

这一仗,赤卫队仅以八人、步枪两支,创造了退敌二十余里的战绩,打出了声威,成为全县轰动一时的美谈。

北江特委获此消息,也深受鼓舞。218日,在写给阮啸仙并转仁化县委的指示信中,特委高度赞扬了阮啸仙主政仁化实行武装割据的可喜局面,认为“董塘农民以两支枪把敌人冲至二十里以外,就是明证。”

面对胜利,阮啸仙仍不敢有半点懈怠。

阮啸仙从各条渠道获得消息,反动势力疯狂反扑,各地暴动接连失利,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此时,与省委、特委以及在粤湘边境活动的朱德部队也联系不上,派出去的交通员大都有去无回,尤其是获悉老战友周其鉴在清远视察工作时,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消息后,阮啸仙更是感到形势的严峻。

一场更大的考验,摆在了阮啸仙面前。

220日,新任仁化县长郜重魁,勾结了国民党正规部队范石生的16136团和当地反动武装两千余人,再次向我割据的区乡反扑,妄图彻底摧毁红色政权。其中,一千多名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和地主、土匪武装,集中攻击安岗华阳寨。

这将是一场恶战!阮啸仙面对强敌,临危不惧,带病亲自坐镇指挥华阳寨保卫战。

阮啸仙认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既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又不能与敌人硬拼,“必须避实就虚,见机行事,保存实力。”

于是,阮啸仙与参谋团的同志一起,一面组织独立团百余人和千余群众,镇守华阳寨;一面派出独立团部分兵力,协助安岗、石塘等乡农民自卫队牵制敌人。同时,再次派出交通员火速向北江特委报告,请求支援。

华阳寨城墙坚固,易守难攻。敌人多次发起进攻,独立团和赤卫队依托厚实寨墙,将铁片、火药装入土炮,待敌人临近时一阵轰响,一条火龙扑向敌群,打得城墙下敌人魂飞魄散。敌军围攻了四五天,华阳寨军民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

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寨内弹药缺乏,粮食所剩不多,又得不到外援,形势越来越险恶。

228日晚,阮啸仙与蔡卓文等领导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打破这种被动危险局面。有的说杀出一条血路,到粤湘边境寻找朱德部队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有的说寻找战机杀出重围,上澌溪山坚持打游击;有的说再派人到韶关,请特委火速派兵救援……

阮啸仙十分赞同再派人向特委请求援助的意见。他说:“我先后写了五个报告,向省委、特委报告了仁化情况,并要求派人来,到现在一点音讯也没有。如果我们把这几百军民跟敌人硬拼,就会消耗掉我们好不容易积蓄的革命力量,完不成省委交给我们把仁化建成‘海陆丰第二 ’的重任!”

大家同意阮啸仙的意见,并一致推荐阮啸仙突围出去请求救援。

阮啸仙望着生死与共的战友们,动情地说:“我不能去!我并不是怕危险,我是县委书记,在兵临城下的危急关头,我怎么能离开华阳寨呢?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稳定人心,我是绝对不能走的!”

“阮书记,您就放心去吧,这里还有我呢。”蔡卓文握着阮啸仙的双手,急切地说:“您是省委派来的干部,到特委说话也有分量。再说,您身体又不好……”

阮啸仙只好服从集体决议。

最后,会议研究了保卫华阳寨的方案,并按照阮啸仙的意见,做好了设法突围的准备。

229日深夜,在蔡卓文、刘三风、谭新铃等人的掩护下,阮啸仙冒着夜雨,坐着箩筐顺北城墙吊下,在一名交通员的护送下,取道北山,潜出华阳寨。

31日,阮啸仙安抵韶关北江特委后,介绍了仁化暴动和华阳寨被困的情况,并请特委调派援军,迅即解救华阳寨危险。当获悉特委此时也身陷重围无法派兵的境况后,阮啸仙当即通过交通员,给蔡卓文传达了立即设法突围的意见。

蔡卓文遵照阮啸仙的嘱咐,率领华阳寨七百多军民,一直坚持战斗到39日夜晚,才乘着大雨,凿墙突围,一部分开往澌溪山打游击,另一部分与石塘的工农革命军汇合,投入到了保卫双峰寨的战斗。

此时,阮啸仙接省委指示,奉命回香港前往苏联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未能再回仁化,也未参加历经十月之久、更加惨烈的石塘双峰寨保卫战。

19283月初,阮啸仙带着对仁化的深深眷恋,以及壮志未酬的复杂心境,奉命回到香港,不久转赴莫斯科。

阮啸仙主政仁化时间虽短,领导的武装割据也最终失败,但这是广东共产党人在粤北山区领导土地革命的一次伟大预演,为大革命失败后党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树立了光辉典范。尤其是阮啸仙在斗争中表现出共产党人的那种坚不可摧的革命信念、忘我的奋斗精神、砥柱中流的先锋本色,以及坚持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可贵品格,更是弥足珍贵,以资可鉴。

在中共六大会议上,阮啸仙按照大会安排,作了关于游击斗争的实际经验方面的报告,作为周恩来军事报告的补充。同时,就仁化暴动的经过及经验教训作了专题发言。他指出,仁化暴动,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少见的农民武装起义,是全国各地农民武装夺取政权的先导之一,也是广大农民团结起来求解放的伟大斗争序幕。

19281125日召开的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发出了《纪念死难诸先烈》一文。对于华阳寨、双峰寨保卫战,文章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仁化农民暴动后,坚持石塘寨(即华阳、双峰两寨)十个月,抵抗反动军队进攻,这亦是农民暴动中最伟大的战斗。”

几年后,阮啸仙奉命调入中央苏区工作,他才知道:从仁化华阳寨、双峰寨突围出来的壮士们,后来与朱德部队会合,成长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支红色劲旅。

   

 

苏俄聚会

 

1928618日至711日,中共六大在苏联莫斯科郊外的“银色别墅”举行。阮啸仙、李立三、杨殷、苏兆征等18人,作为广东代表团的正式代表,参加了瞿秋白、周恩来主持的这次重要会议。

党的六大是中国共产党唯一在国外召开的全国党代表大会。周恩来担任主席团成员和大会秘书长。身在异国他乡,阮啸仙见到了分别一年多的周恩来。

周恩来192612月离开广州后,领导发动了著名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共中央在稍后召开了中共五大, 周恩来、阮啸仙同时被选为代表,但均未参加大会。由于两人在党内均久负盛名,周恩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任中央常委职务,进入了中共中央领导核心。阮啸仙则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并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委农委书记,在广州、香港等地领导全省各地农民武装运动,发动了著名的韶关仁化大暴动。暴动最终虽惨遭失败,但这是广东共产党人在粤北山区领导土地革命的一次伟大预演,被广东省委誉为“农民暴动中最伟大的战斗”。

……

在异国他乡,见到周恩来等许多老战友,阮啸仙既兴奋又激动。在大会报到的当天晚上,阮啸仙抽空向周恩来介绍了在韶关仁化组织农民暴动、建立安岗苏维埃政府的情况。

“啸仙同志,我在上海时就听李立三同志介绍说,你自告奋勇去粤北担任县委书记,想不到在短短一个月左右时间,就打开了工作局面,真是不容易呀!你要好好进行总结。”周恩来高兴地说。

听到周恩来的肯定,阮啸仙十分高兴。他向周恩来表示:“恩来同志,请放心,我已做好准备,大会讨论时我会发言的。”

为确保大会安全,会议期间,大会秘书处给每位与会代表都编了代号。阮啸仙的代号为99号。

626日,大会讨论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所做的政治报告。讨论进行得十分热烈,主要集中在中国革命的高潮与低潮等问题上。

周恩来做了长篇发言。他改变了原来认为中国革命潮流仍是高潮的看法,并结合广东的情况,特别强调说:“对于南中国的几省中,在目前就应该开始割据局面的准备,因为这与全国的准备工作是有极大的关联。”

在全党还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的时候,周恩来就把地方武装割据的想法提出来,确实难能可贵。

阮啸仙深有同感,对此也有

切肤之痛。为此,阮啸仙在会上也作了发言。他十分赞成周恩来对革命形势的研判,并用自己在仁化组织农民暴动的亲身经历,支持周恩来的发言。

在发言中,阮啸仙谈到对党内过去机会主义教训的看法。他认为,应该在“实际斗争中来肃清”,而不是追究个人责任或如何处罚。

对八七会议到十一月扩大会议召开这段时间的工作,他认为“在党的历史上有重大意义”。表现在组织上,“废除家长制”; 改变了“上下不通、下情不能上达” 的状况,党的指导机关,“工农化多,提拔工农分子”,“党比较民主化”,党的基础改变等。

表现在政治上,他认为“党的政治路线,完全是正确的。 第一,政治上挽救党的生命于灭亡。第二,在群众面前表现共产党的真面目。从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开始,创造出广州暴动,使党坚决地走上暴动政策道路”,“ 最主要的是南昌暴动和秋收暴动”。

谈到目前任务,阮啸仙指出:“一定在土地革命之下,一定在加紧和扩大土地革命夺取城市,一定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实行建设苏维埃政权,且扩大这

个政权。同时,在政权建设后,夺取城市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及组织反资产运动。

关于暴动的方针,阮啸仙认为:“四省割据是可能的,我们估量中心的问题,在广东、湖南、江西,次则在上海,又次则在顺直、东三省、云南、四川。至于湖南、赣南、粤北,还有豫南、鄂北,应有互相联结的中心。在广东扩大会议提出海陆丰是东江的中心,仁化是北江的中心等。”对于北江的中心应放在仁化的看法,这显然与阮啸仙在仁化从事过实际工作,了解仁化的情况有关。

阮啸仙强调了方法的重要性和改造党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心问题决定了,然后要讨论最具体切实的方法。”在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时,实行四省割据,且扩大割据,这点应认为非常重要。同时,“现要继续的改造党”, 要“在群众生活里改造”, 这一点很重要。“现在党与群众生活不适合,非把群众的实际生活反映到党内生活,不能真正改造党。”

72日,大会继续讨论,主题是农民与土地问题,阮啸仙再次作了发言。

阮啸仙指出,这次大会应详细的具体的来规定一个农民政纲。他认为,土地政纲的土地革命、农村中土地的分配,这些问题是跟着政权问题而来的,我们必须把土地交给小有地者。土地私有与土地国有,土地国有并非社会主义。政纲上说,土地由苏维埃支配,雇农问题在这个政纲上没有谈到,我们对雇农应有他特别的利益。所以应该加上。土豪劣绅问题在政纲上说得很少,在广东,农民打倒土豪劣绅的需要,比需要土地的口号还要厉害些,南方的买办阶级,他们都是土豪劣绅出身,他们垄断的能力是剥削农民的中坚,他们可以勾结军阀。南方的军阀李济深就是个土豪,同时他还与帝国主义有来往。

策略路线的一个问题是富农问题。阮啸仙认为,富农在减租税的口号下是帮助农协的。他还举例说明,在广东一个铺子的联语上说:“坐遇农民,农民常临”,富农是愿意牺牲他的利益与农民合作的。到了没收土地时期,富农是与我们分离的,甚至我们的同志(他是富农的儿子),也动摇了起来。总的来看,阮啸仙对富农有具体的分析,认为富农和中农、贫农有所区别,应采取正确的策略。

针对农民暴动中出现的大烧、大杀行为,阮啸仙认为这是流氓无产阶级的行为。他指出,有的地方是暴动失败了引起的烧杀,但是还有些地方是不应该烧杀的。暴动者愿意把房屋留着做办公处,或分给农民居住。他们对杀的问题是这样解决的   ——他们把曾经参加过反对农民运动的人捉来,由审判委员会审判决定后再杀。对于无反动可能的老妇少子,给他们以工做。他还强调,农民是愿烧杀的,若我们去规定防止烧杀,就会形成一个不杀不烧的现象。所以,阮啸仙对暴动中的大烧大杀行为的批评是正确的。

阮啸仙还提出训练农民武装和开展游击斗争的问题。他认为,游击斗争影响敌人甚大,使敌人军队瓦解。但游击斗争要发展到什么程度?这要看我们本身与敌人力量的对比怎样。这反映出阮啸仙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的思考。他认为,如果割据有广大群众能发展是可以的。反之亦然。这也提出了发动组织群众进行武装割据,最后夺取城市的大体思路。

讲到土地分配和政权问题,阮啸仙则不同意张国焘的意见。阮啸仙认为,土地分配不一定要有全国形式,农民打倒劣绅夺取乡村政权可没收土地,部分的政权建立和部分的没收土地,在斗争过程中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在没有全国工农政权建立或几省的建立之前,国有土地是不能的,因而禁止土地买卖的问题,实在无提出之必要。在探索革命规律的过程中,阮啸仙关于土地分配不一定要有全国形式,有可能建立部分政权和没收土地的意见是有道理的。

73日,也就是大会进行到第16天,周恩来向大会作军事报告。从周恩来作的军事报告中透露,军事方面还安排了另两个副报告,作为周恩来军事主报告的补充:一个是关于兵士运动的实际方法,由刘伯承作报告;另一个是关于游击斗争的实际经验,由阮啸仙作报告。

刘伯承向大会所作的军事副报告,主要偏重于在军阀军队的工作。报告共分五个部分:一、帝国主义与豪绅军阀封建制度,南北军阀是代表什么?二、军阀制度本身的矛盾与必然的崩溃;三、军阀军队的成分与其一般的情形;四、对军阀军队工作;五、党员军事化。

但遗憾的是,周恩来提到的阮啸仙所作的游击斗争实际经验的军事副报告,档案文献中至今未找到。虽然如此,却可从中间接印证周恩来对阮啸仙的充分信任与倚重。

大会期间,阮啸仙十分关注会议的进展,并踊跃参加大会各种委员会,先后任大会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苏维埃委员会、广州暴动问题委员会委员,工作异常繁忙。

阮啸仙在大会上的几次发言,引起了与会代表的热烈反响,受到周恩来等人的高度重视,也引起了前来参加大会的苏联同志的极大兴趣。

78日下午6时,大会主席团召开第14次会议,听取了选举委员会对中央委员会51人预选名单的情况介绍,周恩来、阮啸仙包括在名单之列。在大会正式选举中,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并兼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阮啸仙则与孙津川、刘少奇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叶开寅、张昆弟为候补委员,刘少奇为书记。

这个中央审查委员会,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共五大监察委员会的延续,也是今天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前身。设立这一机构,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强化对党员的纪律检查及监督管理,确保党的纯洁性。

从中共五大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到中共六大的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阮啸仙在其中均发挥了应有作用。

 十分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过去对这一机构的历史渊源和沿革变化重视不足,对阮啸仙等在这方面的工作及业绩研究也不够,相关的资料则鲜有提及。

据和阮啸仙一起在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的饶卫华回忆,阮啸仙在大会期间作了“仁化县农民斗争的经验教训” 的发言,讲得具体生动,得到大会代表们的积极反应。

不仅如此,前来参加大会的苏联同志,也很关注阮啸仙的大会发言。他们要求阮啸仙在大会闭幕后,抽出一段时间,把仁化农民武装斗争的前后经过,写成一个专题报告,作为大会材料,存入苏共的档案馆保存,以供研究使用。

于是,阮啸仙在大会闭幕后,利用回国前的时间,请饶卫华做助手,帮助他记录整理和誊抄。

对阮啸仙的要求,饶卫华在取得大会秘书处的同意后,全力以赴帮助他完成这一工作。首先,阮啸仙拟好提纲,然后详细讲述,饶卫华记录整理。随后,又由阮啸仙修改补充完善。在此基础上,再译成俄文,先交给参加大会的东方大学教授、共产国际东方部干部库之遑错夫,请他提意见,再作修改补充,最后才完成这一工作,将文稿交给大会秘书处转送苏联有关同志。

阮啸仙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据饶卫华回忆,这份报告内容丰富,如当年仁化县党的县委领导、党员人数、县委以下党支部的组织情况;全县农民协会会员人数,各区分布情况;农民自卫军武装情况、领导人姓名以及工会、妇女会、青年团等组织;各区乡先后进行的具体斗争行动、提出的斗争口号;甚至包括仁化县有名的地主豪绅的姓名、地主武装及国民党的县政府武装组织、军警武装力量分布;各阶层群众的政治态度等,都做了调查分析;对斗争经过时间、地点,以及胜利和失败的经过及原因,失败后受到的残杀牺牲等都有详细的叙述。

在莫斯科整理仁化苏维埃材料期间,阮啸仙还奉周恩来的指示,趁机在苏联诊疗哮喘病。

对周恩来的精心安排,阮啸仙甚为感激。

 

 

徐州铸剑

 

1930年初夏,阮啸仙来到江苏徐州,领导发动了一场声势猛、范围广、影响大的徐海蚌赤色农暴,并在此基础上,筹建一支红色武装  ——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

阮啸仙于1929年初,奉党中央之命,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审计处处长。同年春,又被派往南昌,参加中共江西省委的领导工作,先后担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11月中旬,受党组织委派,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后留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

1930520日至23日,中共中央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时,阮啸仙化名“王宏”,担任大会秘书长,参与组织准备,负责大会日常事务,并向大会作了《关于苏维埃组织法报告》。

 在此期间,阮啸仙集中研究了中国苏维埃问题,撰写发表了大量文章,全面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对建立红色革命政权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能性以及斗争的中心策略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理论的创立和形成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6月中旬,为指导江苏徐海蚌地区开展武装暴动,阮啸仙又化名“王洪”,以中央巡视员身份,到江苏徐州调研巡视。

其间,他主持召开徐海蚌特委会议,通过听汇报、个别谈话、深入工厂、农村等,广泛了解情况,耳闻目睹了宿县东三铺、水池铺、雎宁、古邳、萧县黄口等地农民的悲惨生活境况和对现实的愤懑情绪。

然后,阮啸仙迅即返回上海,整理关于徐海蚌情况的报告。

715日,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维汉在上海主持召开徐海工作会议,阮啸仙在会上报告了徐海蚌地区有可能发动起10万民众、集中1500支枪等情况。

据此,江苏省总行委决定派熟悉农运、军运、兵运的干部到徐州,成立徐海蚌总行委,指派阮啸仙为书记;并要求在已发动或自发暴动的基础上,立即打出红15军的旗帜。同时还派出一些巡视员分赴徐海蚌,加强暴动的组织领导。

第二天,也就是716日,按照中央指示和江苏省总行委决定,阮啸仙化名“王洪”,带领一批干部,火速返回徐州,迅即部署暴动工作。

阮啸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徐海蚌特委正式改组为徐海蚌总行委,并向所属各县发出第一号通告,要求各县“从县委到支部一律改组为行动委员会”。

接着,阮啸仙制定了暴动的具体实施计划。要求还没有打出红15军旗号的已经暴动的地方,立即以红15军一、二、三师或红军独立师的名义贴出布告,宣告红军的成立。

在此基础上,阮啸仙要求宿迁、泗县、雎宁3县的暴动,务必在一个月之内发动起来;其余各县也必须立即确定暴动中心区域,尽快实施暴动,极力“夺取一县或数县政权”, 进而夺取中心城市 ——徐州。

为此,阮啸仙将总行委所派干部分配到重点暴动地区组织实施,又派出一批巡视员分赴各县督促实施暴动。

为确保暴动实施,阮啸仙还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强调“行委是军事化的组织,一切决议通告等于命令,下级必须绝对服从”。

为起表率作用,阮啸仙根据了解的情况, 决定亲自在党和群众基础较好的吴窑举行武装暴动。

 吴窑位于铜山县的东北面,驻有国民党的1个乡公所。村内有十余户地主,依仗其地多、枪多,又有“保卫团”, 任意欺凌百姓。为反抗反动统治的剥削和压迫,中共党组织早在大革命前后就派鹿世昭等秘密党员在该地区发展组织、开展斗争,先后成立了群众性斗争组织   ——“白布会” 和“ 租地会” 等,有较好的群众基础。

为此,阮啸仙做出在吴窑发动武装暴动决定后,又与原徐海蚌特委宣传部长陈履真等亲临吴窑一线踩点;原团徐海蚌特委书记万众一还在吴窑召集党员及积极分子进行动员;县行委也先后召开了4次党员骨干会议,制定计划、筹备武器,并确定鹿世昭任暴动总指挥。

723日下午约5时,鹿世昭、鹿卓继率领一百余名暴动队员,以给国民党乡公所头目杨怀山吊孝为名向吴窑进发。队伍进入吴窑后,按照预定计划,分别由鹿卓继、鹿世昭率队挺进。

由鹿卓继率领的队伍,先行攻下乡公所及保卫团的碉堡,缴枪十余支;随后,冲进地主鹿国继、鹿惠继、鹿良继等家,将这些恶霸全部关押起来,缴枪十余支。黄昏时分,敌乡长鹿世任在回乡路上,被鹿卓继开枪打死。

另一路队伍由鹿世昭率领,迅即包围了地主鹿世新家。接着赶至曾杀死7位农民的地主鹿金唐家,鹿金唐假装投降,乘队员不注意,趁机取枪打伤1名队员后逃跑。

鹿世昭率队攻占石蒋圩和小南庄之后,转移至泉河头、罗家圩一带活动。

这是阮啸仙亲临指挥参加的一次武装暴动。

在阮啸仙为书记的徐海蚌行委领导下,各地暴动接连不断。在徐海蚌地区,此间较大规模的暴动,先后有萧县黄口、宿县东三铺和水池铺、雎宁邳县交界的古邳、沐阳新河、泗县石梁河、宿迁埠子集、灌云引羊寺等,小规模的暴动多达几十次。

徐海蚌地区的暴动,时间从7月始持续到10月,范围也迅速蔓延至苏鲁豫皖边区的山东临沂、郯城和河南的永城、夏邑一带的二十余县。

以阮啸仙为书记的徐海蚌总行委,将各地暴动队伍合编为红15军,由原徐海蚌特委书记陈资平任军长,下辖4个师,分别向萧县、铜山、宿县等县城发动进攻。

各地在暴动中站立起来的农民,肩扛着分到的粮食,望着正在焚烧的田约地契,从心里唱出了由衷的歌谣:  

五月里来麦收忙,

共产党出寨干一场。

领兵元帅鹿世昭,

出谋定计王先生。

歌谣中传唱的“王先生”,就是化名“王洪”、领导指挥徐海蚌农民暴动的阮啸仙。

包括吴窑暴动在内的徐海蚌农民暴动,犹如一股股势不可挡的洪流赤潮,不仅沉重打击了地主豪绅,也极大震动了国民党当局。他们急忙在徐州召开八县“剿匪”会议,调动各县保卫团,在国民党军队配合下,以各个击破的办法,联合“围剿”各地暴动队伍。

吴窑暴动后,铜山反动当局和恶霸地主极为恐慌。国民党铜山县政府一面张贴布告悬赏缉拿阮啸仙、鹿世昭等暴动领导人,一面派宪兵队、地主保卫团、联庄会等反动势力进行残酷镇压。他们连无辜儿童也不放过,鹿世昭年仅3个月的小儿子,被地主鹿岑继的弟媳残忍地活活摔死;鹿世昭等暴动队员几个月后被人告密,惨遭地主武装偷袭殉难。

9月上旬,国民党在徐州市区实行戒严,大肆搜捕通缉参加暴动的人员,形势异常危急。阮啸仙无法继续隐蔽,向总行委其他同志交代工作后,秘密离开徐州回到上海。

至此,持续几月之久的徐海蚌暴动、组建15军的计划,终因受李立三“左” 倾冒险主义错误领导遭受失败!

阮啸仙返回上海后,迅即被党中央派赴天津工作,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

9月下旬,阮啸仙以六届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的身份,赴上海出席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

会上,阮啸仙痛定思痛,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总结了发动徐海蚌暴动的沉痛教训,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纠正“立三路线”错误的决定。

两年后,也就是193267月间,阮啸仙第二次临危受命,重回徐州,再次组织发动农民暴动,经历了一次血与火的严峻考验。

19326月,江苏省委根据中央的部署,在上海召开了有各县负责同志参加的外县工作联席会议,讨论贯彻执行“国际路线”(即反富农路线)和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围剿”等问题,并再次要求各地大规模地组织暴动。

这次会议,还以睢宁曲头、马浅暴动失败为例,严厉地批评了铜山中心县委,指出这次暴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暴动发起后没有及时打出红15军的旗帜,去号召更多的群众参加起义,实质上是执行了富农路线;会上还宣布,将铜山、宿县两个中心县委合并,成立新的徐州特委,立即组织领导暴动!

铜山中心县委的负责人对省委的批评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请求省委重新派人到徐州指导工作。针对这一情况,省委决定派阮啸仙作为巡视员再次到徐州。

阮啸仙自19309月返回上海后,即被党中央派赴天津,先后在中共中央北方局、河北省委担任重要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河北省委遭到严重破坏,他死里逃生,几经辗转,回到上海。由于连续的颠簸,肺结核病复发,在上海寻找党中央期间病倒街头,经抢救住院达数月之久。1932年春,历经艰险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后,即被指定参加江苏省委外县工作联席会议。

1932712日,阮啸仙第二次来到徐州,全力指导发动徐州地区的农民暴动。

首先,阮啸仙帮助徐海蚌特委制定了以宿县东乡和西北乡、萧县东乡和西南乡、睢宁西北乡、灵璧北区、邳县西南区、铜山大东区为中心,扩大宿、萧游击区域,开辟邳、睢、铜、灵游击区,创建两个苏区的部署计划。

接着,阮啸仙对领导暴动的指挥人员进行具体指导,要求他们把手持武器的暴动队员,按照大、中、小队的组织序列,编成红军游击部队,并以此为基础,扩大组织各种形式的群众武装赤卫队。

同时,阮啸仙还要求特委,应迅速派出巡视员到各中心区进行指导,并对如何选择暴动的时间,怎样巩固的向前发展,如何保持与特委通讯联络,甚至对如何发掘豪绅地主窑藏的粮食、衣物、武器、金钱、契约的方法等都提出了具体要求。

在阮啸仙的具体指导下,先后有铜山的白湾、薛湖、褚兰、马兰,萧县的张庄寨、洪河集,睢宁的西北乡和邳县的西南乡等多处举行了暴动。其中宿县“抗烟捐”暴动的声势尤为浩大,自北部中心区的顺河集发起,先后扩展到西南、东北方向的时村、鹤山集、灰古,南王集、梅山、古饶集以及灵璧的第五区,最后一直扩展到睢铜灵三县交界的双沟镇一带。起义队伍由数千人发展到万余人。

为开辟津浦、陇海两路工作,阮啸仙精心组织了三个挑夫突击队,帮助铁路工人家属送煤,借机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扩大党在铁路工人中的影响。他认真选派组织能力较强的党员到贾汪、烈山两矿恢复党的组织,开辟中兴(枣庄)煤矿的工作,还在黄包车、城郊短工等市政工人中组织了纠察队、短工会。同时,阮啸仙还利用我党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工作关系,开展士兵运动,在云龙山驻军中的两个连队秘密建立了共产党支部。

经过阮啸仙多方艰苦的工作,铁路煤矿工人、城市苦力,以及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些士兵,纷纷采取不同形式向统治者开展斗争,与农村暴动相互呼应,震撼着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基础。

由于这场斗争是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指导下进行的,机械地搬用了“国际路线”的决议精神,强调以“拥护苏联”“拥护红军和苏区”“建立苏维埃”等口号作为号召群众的政治纲领,进行所谓反富农路线的斗争;斗争的目标严重脱离群众最迫切的要求,组织上采取简单粗暴和宗派主义的手段;对认识上不一致的同志,动辄撤职,还把出身的好坏作为能否担任游击队领导工作的唯一标准;对所谓组织领导暴动不力的党组织,随时更换其领导人或进行全面改组,从而造成党内以及游击队内部的意见不一致,严重影响了党对斗争的领导,结果使轰轰烈烈的徐州农民暴动又一次遭受失败。

两次农民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唤醒了数十万劳苦大众,尤为重要的是,阮啸仙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始终与劳苦大众同呼吸、共命运,不怕牺牲、忘我工作的崇高精神,永远为人民所敬仰。

 

河北书记

 

193010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改组中共中央北方局,并任命阮啸仙为组织部长。

中共中央北方局驻地在天津,具体管辖顺直、河南、山东、山西、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等9省,是中共中央领导北方地区工作的重要组织枢纽。

阮啸仙深感责任重大。他化名“王宏”, 与一同参加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被同时任命为中共北方局书记的贺昌一起,迅即赶回天津,投入到新的工作中。

1221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北方局、顺直省委撤销,同时成立中共河北省委,执行原北方局职权,省委领导成员以原顺直省委为基础作了部分调整,贺昌改任中共河北省委委员,由阮啸仙代理书记。

中共河北省委负责领导冀(含北平、天津)、热河、察哈尔、绥远、山西、陕西、内蒙古全部,以及豫北、鲁西北的党组织及党的工作。省委机关仍驻天津。

在省委班子刚刚组建、领导成员尚未稳定的情况下,党内一些具有极端民主化、个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人,以及一些缺乏党内斗争经验的同志,以召开紧急会议为名,集中向省委发难,河北省委及天津党组织,正面临着一场党内分裂的严重危机。这一危机,也严峻考验着刚刚上任的代理书记阮啸仙!

这场危机,源于193012月初中央政治局做出的关于召开紧急会议的决议。此决议刚下发不久,中央政治局又发出第96号通告,在表示承认六届三中全会犯有“调和主义” 错误、接受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批评的同时,提出党应采取非常紧急的办法,“产生新的政治局决议来代表三中全会的一切决议”, 但既没有说明要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也没有明确否定召开紧急会议。

这无疑给党内造成一种错觉,那就是中央还是要采取紧急会议的办法来解决六届三中全会问题。于是,许多地方党组织,特别是省市级党组织就开始了紧急会议的筹备工作。也正在此时,中共中央做出了撤销北方局、顺直省委改建河北省委的决定。

在中共北方局撤销前,顺直省团委书记曹策奉命到上海接受新任务。王明借机对曹策进行煽动:“你不论在北方还是到其他地方工作,都要把反立三路线发展起来。希望你配合我们,忠实于国际路线。”

曹策从上海返回天津后,带回中央要召开紧急会议的消息,并提议天津市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

天津市委召开会议,讨论并否决了曹策关于召开紧急会议的提议。

1228日,曹策继续鼓动一些人,试图通过决议形式,要求停止中央和省委职权,召开紧急会议以解决中央和地方领导问题。

19311月初,天津市委在接到党中央第96号通告后,决定召开市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并通知已准备调到上海工作的市委成员曹策参加讨论。

13日,天津市委召开扩大会议,市委书记童长荣和曹策等人参加会议。河北省委代理书记阮啸仙代表省委出席会议。

会上,曹策等人首先发难,以突然袭击的手法,提出把市委扩大会议改为临时紧急会议。

意想不到的是,曹策这一提议竟被通过。尽管阮啸仙中途退出会场以示反对,但仍没有阻止紧急会议的进行。

在曹策的操纵下,会议对持不同意见者,以“立三路线的顽固分子” 的名义进行无情打击,并做出了两项重要决定:一是通过停止中央和省委职权的决议;二是宣布成立天津临时市委,曹策被推为临时市委书记。并在次日,以天津临时市委的名义,向省委发出“停止省委之政治领导”的第一号通讯。

为了寻求解决党内矛盾的办法,15日,阮啸仙与省委常委张昆弟一起,共同主持召开了一次河北省委与天津临时市委、京东特委、互济会及铁总党团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

会上,曹策等人搞突然袭击,提出迅即成立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

阮啸仙明确表示坚决反对。但在大多数人赞同的情况下,曹策的这一提议仍被通过,并当场宣布筹备处脱离中央和省委领导。分裂活动进一步加剧。事实上,这次会议遂成为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的成立会。

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成立后,在曹策等人的煽动下,省委机关相当一部分工作人员参加了筹备处。阮啸仙举步维艰,河北省委出现分裂,工作陷于瘫痪状态。

正当此时,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上,王明等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指示下,以“反对立三路线”“ 反对调和主义” 等为旗号,指责李立三的错误是在“左” 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 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冒险主义还要“左” 的错误观点,开始了王明“左” 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这次会议后,罗章龙等人利用一些同志对王明不满情绪,在反对六届四中全会的名义下,大肆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他们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 即“第二中央”), 并派曾在顺直省委工作过的张金刃、韩连会、叶善枝等,到河北进行成立第二党的分裂活动,得到曹策等人的积极响应与支持。

在极其艰难的处境中,阮啸仙与余泽鸿、童长荣等中共河北省委及天津市委的负责同志,忍辱负重,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对参与分裂活动的同志,进行了反复的说服和劝导,严肃要求他们回到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之下。

阮啸仙还与省委其他同志一起,直接召集天津基层区委和支部的同志开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统一思想,一致反对筹备处与天津紧急会议和临时市委。

尽管紧急会议筹备处和天津临时市委对省委的帮助加以拒绝,但阮啸仙等人无私无畏、相忍为党的宽广胸襟,以及忘我工作的奉献精神,感动了无数同志,他与同志们的耐心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筹备处在天津的活动,也使一部分受蒙蔽的同志受到了教育。

中共中央对罗章龙等分裂党的行径进行了严肃处理。12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同一天,制止河北党内分裂活动,中央政治局做出《对河北党问题的决议》,决定停止河北省委工作,取消紧急会议筹备处,组成新的临时省委。

25日,以徐兰芝为书记的河北临时省委成立,阮啸仙改任军委书记;同时决定恢复天津市委,并任命了新班子成员。半个月后,即218日,临时省委做出决定,将曹策、张金刃、韩连会、叶善枝等骨干分子开除出党。

河北和天津党组织渡过了一次严重危机,阮啸仙终于露出了舒心的笑容。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一个多月后,一次新的危机,再一次出现在阮啸仙面前!

 193148日,河北省委在天津正准备召开全体常委会议,突然会场所在地的省委招待处被国民党特务包围,省委书记徐兰芝等省委领导人及机关干部13人被捕。

同一天,国民党当局又从原“紧急会议筹备处” 分子李延瑞家,将正在召开会议的张金刃、韩连会等11人也被捕。

徐兰芝被捕后叛变,向国民党当局供出了河北省委的组织机密,使河北省委遭到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大破坏,史称“四八事变”。

这一天,阮啸仙正遇哮喘“病发”,因“迟到五分钟”到会,幸而躲过此劫。在召开会议的省委驻地招待处大门口,他躲过武装巡捕的盘问后,拖着病体,迅即逃离。

离开后,阮啸仙还通过各种途径,秘密打探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通知同事们尽快转移,静观事态,伺机行动。

 410日,阮啸仙赶回天津,与省军委书记廖划平商议,一方面向中央报告省委遭破坏情况,并请求派一名书记和宣传到河北;另一方面紧急转移至北平,主动召集在北平的省委委员开会,与省委委员刘锡五等3人组成临时中共河北省委,再次代理省委书记,继续坚持秘密斗争。

同时,为避开天津国民党当局注意,防止省委机关遭到进一步破坏,阮啸仙决定临时省委机关迁往北平。

临时省委成立后,阮啸仙亲赴保属、直南、京东等地,刘锡五到北平、天津、唐山等地开展巡视工作,着手恢复与各地党部的联系,布置“红五月”工作。还派出人员巡视山西等地,“帮助和检查各地实际工作的转变”。

约一个月后,也就是58日,中共河北临时省委在北平召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正式省委,中共中央派来的殷鉴任书记,阮啸仙改任组织部部长,结束了第二次为期1个月的代理书记。

新省委成立后,阮啸仙全力支持省委书记殷鉴的工作,与省委其他同志一道,集中力量恢复、整顿省委及北平市委组织;加强对职工运动的领导,有计划地安排党员到工矿领导工人斗争;开展各种宣传,发动农民开展抗租、抗税、抗债斗争等。

 

 

 

 

上海历险

 

1931918日夜,驻中国东北的侵略军   ——日本关东军按照预定的阴谋,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突然炮袭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

与此同时,日本军部在沈阳城实行宵禁,并派出大量敌特,四处搜捕“共党要犯”,血雨腥风,顿时笼罩着沈阳全城。

就在日本军队侵占沈阳城的当天,中共河北省委也随即遭敌特破坏,省委一大批重要干部不幸被捕,正在满洲省委执行巡视任务的阮啸仙幸而走脱!

阮啸仙逃脱敌特魔爪后,立即通知城内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人化整为零,分散隐蔽,伺机行动。

面对省内绝大部分党组织遭敌破坏的严峻现实,在与中共河北省委机关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阮啸仙决定只身冒险潜回上海,向党中央请示汇报下一步的工作。

于是,阮啸仙于这年11月底,托人买了火车票,几经周折到了天津港,然后搭乘轮船,前往上海。

在前往上海的轮船上,阮啸仙认识了一个名叫石杰英的工人。他是上海某粮贸公司的一名业务员,专门负责公司与天津的大米业务往来。他为人爽直,是一个很有人缘的热心人。

为防不测,阮啸仙按照事先约定,化名“许亚仙”,谎称在沈阳经商,因日人肆虐,欲逃往上海避难,并谋图在上海发展。

石先生见阮啸仙身体瘦弱,又患高度近视,十分同情他的处境,并十分佩服阮啸仙的博学多才。

一路上,两人交谈商情,叙说世事,议论时政,气氛融洽,真有相见恨晚之感。

经过一天一夜的颠簸,火车终于到达了上海。

在石先生的帮助下,阮啸仙住在上海生泰旅馆。

意想不到的是,阮啸仙从国民党的报纸获悉,中共在上海的机关也惨遭敌人破坏!周恩来、任弼时、陈云等党中央机关领导人也秘密疏散隐蔽,地下联络方式和秘密接头地点也已更改,根本无法与党组织取得任何联系。

对于平生第一次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阮啸仙来说,这不啻一个晴天霹雳!

就这样,阮啸仙只好白天待在生泰旅馆,晚上偶尔到旅馆附近的商场、街道走走,搜集各种线索,密切关注周围环境变化,做好各种应战准备。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没有党组织的任何消息。阮啸仙十分着急,决定冒险白天外出,继续寻找党组织。

第二天一大早,阮啸仙头戴白毡帽,身穿西装,一副悠闲的样子,在街道小巷一带转悠,看能否意外碰上熟人。但直至傍晚时分,仍没有半点音讯和线索。

此时已是隆冬季节,北风嗖嗖,寒意逼人。阮啸仙又冷又饿,只感到心慌气短,头昏眼花,一个踉跄,便栽倒在马路边的一根电线杆下……

当阮啸仙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家医院的病床上。床前除忙碌着的医生、护士外,边上还站着一脸焦急的石先生!此时,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了。

原来,昨天阮啸仙昏倒于路边不省人事后,幸遇一好心人拦了一辆三轮黄包车,把阮啸仙抱送到位于海格路的一家红十字医院抢救。经过一晚上的打针、用药,阮啸仙终于苏醒过来。

这是一家教会办的红十字医院。当得知阮啸仙是躲避战乱,又是“家远不得归”的“难民”时,出于同情,医院同意免费为阮啸仙施医诊治。

看着忙前忙后的石先生和医生、护士们,阮啸仙眼角噙着泪花,感激、愧疚和焦灼之情,一齐涌上心头。

阮啸仙自幼身体欠佳,体质先天不足。投身革命后,他风餐露宿,四处奔波,工作极度劳累,生活条件又十分恶劣,以致后天失调,使本来就很孱弱的体质宛如雪上加霜。他长期患肺结核病,整天咳嗽不止,身体非常虚弱。他曾写信给他远隔千里的儿子阮乃纲,说他最大的遗憾就是疾病缠身,不能为党和人民做更多的工作。现在,他又病倒了,并且在赴上海寻找党组织的非常时刻病倒,使他深感焦虑和不安!

阮啸仙在住院期间,石先生在生活上对他关怀备至,下班之余时常前来照顾,并从家中送来可口饭菜。看见阮啸仙没有替换衣服,石先生又慷慨解囊,并另给一些日常零用,使阮啸仙得以安稳度日。经过医院半个多月的精心治疗,阮啸仙的身体终于得以康复。

从医院出来,阮啸仙被石先生热情相邀,被接往其家中暂住。

石先生住在东新桥街宝安坊附近的民房里。

阮啸仙知道,石先生虽是大公司的工人,但月薪只有二三十元,一家四口,也是难以为继。阮啸仙远隔家乡,在上海无亲无故,党组织又联系不上,加上他此时身无分文,一贫如洗,虽感不妥,但又无可奈何,只好暂住石先生家中,伺机再寻找党组织。

1227日的晚上,北风凛冽,寒意透骨。

阮啸仙坐在桌前,望着苍穹寥星,他不禁想起了在家乡含辛茹苦、敬老扶幼的妻子,想起了千山远隔的父老兄弟及几年未曾谋面的儿子,想起了自己艰险重重、四处漂泊的艰难一生……

是啊,为了牺牲了的战友,为了活着的人过上幸福生活,哪怕再苦再累,再难再险,又有何惧!一定要想方设法与党组织联系上!

于是,阮啸仙向石先生要来纸笔,向千里之遥的家乡亲友写下了一封甚为珍贵感人的家书!

阮啸仙在信的开头叙述了沈阳逃离虎口、扶病抵沪及暗示目前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艰险处境。接着,他向家里亲友请求接济,并表示了要继续寻找党组织的坚定决心。信中写道:

十余年来如何艰苦备尝,今若此则未之有也。再四思维,与其身死他乡,沦为异地之鬼,以贻乃祖乃宗羞,何不汗颜乞怜于诸兄长之前,以活涸辙之枯鱼乎。

弟曾计及:(一)继续找本行(指中共中央机关   ——笔者注)消息,以三个月为限,必有所获……

在都市生活,最省三个月生活须得伍拾元之谱……如数汇来……越快越好,越多越妙……  

在白色恐怖之下书信往来,阮啸仙不得不将党中央暗喻为“本行”,并以“许亚仙”的化名,由石先生所在公司代转。

此信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阮啸仙寻找党组织的急切心情,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在穷困潦倒、贫病交加和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的白色恐怖之下,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对党忠贞不渝的高尚情操!

阮啸仙家乡亲友接信后,立即筹款,按照信中地址,如数将款汇去。

阮啸仙收到家中汇款后,立即谢别了热心资助的石先生,利用对上海环境熟悉的有利条件,继续四处秘密打听地下党组织的下落。

直至1932年初,阮啸仙才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

阮啸仙和党组织接上关系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党组织赶快给他分配工作。

组织上考虑他长期从事艰苦的革命工作,身体又十分虚弱,因此,多次劝他先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待身体恢复健康后再安排工作。

然而,阮啸仙一心惦记着党的工作,急于重返前线,因而一再请求党组织立即分配工作给自己。

在他的再三请求下,党中央同意调他到上海全国互济总会工作。于是,阮啸仙又重新走上了新的岗位。

当时,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下,使得党在上海的一些机关,连续遭到敌人破坏,不少革命同志遭到逮捕和杀害。

为了加强营救被捕干部的工作,1932年冬,党组织决定调邓中夏到上海,担任全国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左洪涛任秘书长兼组织部长,阮啸仙担任救援部长,积极开展互济会的工作。

“互济总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群众组织,也是党的外围组织之一,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血腥镇压,反对逮捕、屠杀革命者的白色恐怖政策,争取释放政治犯,援救被捕同志和烈属等为主要任务,同时也协助各地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

邓中夏、阮啸仙等到互济总会工作后,迅速建立了党团组织,努力恢复和发展被破坏的各地组织,逐步将互济会的工作又重新开展起来。

阮啸仙还与同志们一起,积极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公开聘请上海著名律师史良等为互济会辩护律师;派出受难者的亲属朋友去监狱探望、慰问和鼓励被捕的革命同志;接待和安置获释出狱的同志。

由于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互济总会进行工作时,困难很多,并随时有可能遭受敌人破坏。因此,为了安全起见,互济总会采取了一系列保密措施。邓中夏改名施义,并以各种动物名称作为各人的代号,他自己称羊,左洪涛称虎,阮啸仙称猿等等。

阮啸仙与邓中夏是老战友,在政治上相互信任,工作上互相商讨,十分默契地开展各种工作。在邓中夏、阮啸仙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仅仅只有半年多的时间里,互济会的组织在上海以及其他省、市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当时,“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不从实际出发,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号召处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血腥统治下的上海人民大众“动员起来,武装保卫苏联”;“自动武装起来加入红军”;“实行总同盟罢工,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

阮啸仙与邓中夏对此种冒险主义的做法进行了抵制,主张在白区尤其是上海,一定要把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合法活动与非法活动、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在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的情况下,更要把秘密工作、合法活动和经济斗争放在首要地位,并通过它来争取群众、积蓄力量、保护自己、培养骨干,以配合党在农村领导的武装斗争,支援苏区和红军。为此,阮啸仙与邓中夏受到“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严厉批评,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和“老机会主义者”。

19333月,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罗登贤被捕,互济总会立即开展了援救工作。阮啸仙和邓中夏亲自去找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人,请求他们协助援救。

宋庆龄当即发表了《告中国人民》,号召大家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同时还做了很多营救工作。

同年5月,邓中夏也不幸被捕。阮啸仙又上门找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等人,千方百计设法援救邓中夏出狱,并请史良出面辩护。

初时,敌人因为掌握不到真实证据,正准备释放邓中夏,但同时被捕的互济总会援救部干事林素芹(又名林月英)叛变,出卖了邓中夏,致使他的身份暴露而英勇牺牲。

邓中夏牺牲后,互济总会由左洪涛接任党团书记兼主任。考虑到阮啸仙同志是一名著名的共产党员,目标很大,不适宜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工作,在阮啸仙的请求下,上海中央执行局同意将他调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

 

 

 

 

 

红都铁算

 

1933年秋,受党中央的委派,在上海时任全国互济总会救援部部长的阮啸仙,由中央交通员带领,几经辗转,来到了他早已向往的中央苏区中心      ——江西瑞金。

中央苏区,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突围转战赣南闽西后,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剿”,而开创的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

193111月,正当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在瑞金建立了新型的工农兵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在茫茫黑夜中看到了一缕曙光。

117日,在瑞金叶坪村召开了举世闻名的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阮啸仙虽在白区工作,也未参加会议,但因其在党内久负盛名,加上熟悉了解其情况的毛泽东推荐,仍被大会选为63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瞿秋白等人一起,参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工作。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驻扎在沙洲坝村一座叫元太屋的普通土墙瓦屋里。毛泽东、贺子珍夫妇就住在这里。屋右侧不远处是人民委员会,里面住着张闻天等人;左侧三十多米处,有一幢杨氏宗祠,分上下两厅,左右两侧各有几间耳房,阮啸仙就被安排住在右耳房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土屋里。

刚安顿下来,阮啸仙就遇上了他十分敬仰、专门前来看望老战友的毛泽东。

“啸仙同志,广州一别,一转眼就七八年了,今天我们又在一起共事啦!”毛泽东握着阮啸仙的手,高兴地说。

阮啸仙来到了向往已久的中央苏区,见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战友,心情异常兴奋和激动,尤其是了解到毛泽东在中央苏区遭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打击排挤,其在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全部被撤销,只保留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一职后,仍然忍辱负重,领导苏区人民开展经济建设,支援红军前线,阮啸仙对毛泽东更是肃然起敬。

此时,门外传来一阵嘈杂声,原来是附近屋场前来探望的群众。毛泽东拉着阮啸仙的手,向大家介绍道:“你们别看他长得像个白面书生,他与彭湃一样,都是广东闻名的‘农头’。我在广州农讲所时,就听到很多人唱:‘阮啸仙,阮啸仙,农民见到哈哈笑,地主见到哇哇叫’!他是真能为我们穷苦百姓说话办事的,大家欢迎不欢迎?”

毛泽东一席话,倒让阮啸仙不好意思起来。

“自家人不讲两家话,我们就是为穷苦百姓办事的。”阮啸仙用客家话向群众打招呼。

经毛泽东一介绍,又听到阮啸仙纯正亲切的客家话,邻里群众消除了生疏感,纷纷走上前来,问这又问那,气氛十分融洽。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阮啸仙对中央苏区经济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

几天下来,阮啸仙了解到,随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府领导苏区人民,克服了国民党残酷军事“围剿”和严密经济封锁所造成的严峻困难,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组织赤白贸易往来,初步建立了财税金融架构,苏区经济出现了转机。但苏区日常必需品极度匮乏,广大军民的生活仍然异常困难。

苏区内部一些情况,也令阮啸仙深感不安。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阮啸仙发现,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颁布的《财政部暂行组织纲要》规定设立财经审计机构形同虚设,财经审计工作仍未开展,致使苏区财经管理十分混乱。

更令人气愤的是,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胆大妄为,利用职务之便,涂改账目,假造凭证,贪污公款,中饱私囊;甚至有个别工农出身的干部,也出现了贪图安逸、奢侈浪费和贪污腐化现象,有些情况令人触目惊心!

中央苏区财经管理工作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令初入瑞金的阮啸仙深感忧虑和焦急。

“必须尽快改变苏区财经混乱状况!”阮啸仙坚决地对随同人员说。经过几个昼夜的思量分析,慢慢地,一套治理苏区财经混乱状况的初步方案有了头绪。于是,阮啸仙将此详细地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要确保苏区党政机关和军队的供给,必须千方百计发展苏区经济,想方设法增加苏维埃政府的财政收入!

“对工厂的公账……应当每月向工人公布,或是由工人与工会派代表来审查,每月不要有了结算就放心,工厂负责者与该厂上级机关,应当详细审查结算,在机关及厂矿要真正建立和实行严格的会计结算制度!

“建立审计机构,制订审计法规,规范财经行为,旨在更好地保障苏维埃财经政策的充分执行,使财政收支更适合于革命战争之需要!

“只有加紧反对腐化,反对官僚主义,才能更有力地彻底消除贪污现象!”

……

阮啸仙的想法,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关于建立人民审计制度的建议,也引起了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其他领导的高度重视。毛泽东说:“这种人民审计制度,必须尽快以苏维埃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

193412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隆重召开,阮啸仙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大会。

大会接受了阮啸仙关于建立中央审计委员会的建议,并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中,第一次将中央审计委员会的隶属关系、机构组成、主要职责、工作流程及人员配备等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阮啸仙也在此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23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阮啸仙则被推选为新组建的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位“审计长”,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等苏维埃共和国领导对阮啸仙的高度信任与倚重。

能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阮啸仙既感到由衷的兴奋,又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于是,阮啸仙立即全身心投入到红色苏区的审计工作中。

19342月初,阮啸仙到中央审计委员会走马上任。

中央审计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法院并列,是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的一个重要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审核国家的年度收入与支出,监督国家预算执行。

中执委会议结束的当晚,阮啸仙就急匆匆地来到毛泽东住处,向他汇报了中央审计委员会筹建有关事项,并一起探讨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形势下如何开展审计工作等问题。

“啸仙同志,监督国家财税收支,把好政府收支关口,更重要的是确保苏区干部廉洁从政。你在中央曾负责过党的经济审查工作,在这方面有些经验。但苏区与白区情况不一样,你肩上的担子不轻啊!”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阮啸仙早在党的五大和六大上,曾先后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1929年初从莫斯科回国后,党中央安排他在上海工作,曾担任过中共中央审计处长,在党的经济审查和纪律监督方面,确是积累了一些经验。但在苏区四面临敌,尤其是面临国民党军事“围剿”、经济封锁的严峻形势下,要做好苏区的财经审计工作,阮啸仙感到困难确实不小。

考虑到苏区经济困难,条件所限,阮啸仙决定把中央审计委员会的办公场地定在自己的住地,并把挑选审计人员条件、近期工作安排等问题,详细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对阮啸仙的安排表示满意,高兴地说:“苏区经济有困难,我们这些当干部的,办公室只能因陋就简了。”末了,又说,“这次对苏区审计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既强化了监督检查苏区财经收支执行的职能,也大大提升了苏区审计机构的地位和权威,你就放手大胆地干吧!”

阮啸仙十分感谢毛泽东的信任,坚定地回答:“财经审计关乎中央苏区经济建设成败,也关系到红色政权能否巩固的大事,我绝对认真对待,请泽东同志放心!”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为确保审计工作有法可依,阮啸仙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审计工作建章立制。他先后拜访了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以及高自立、吴亮平等财经领导,走访了财政部、国民经济部、内务部、工农检察部、裁判部以及国家部分企业负责人,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尤其是阮啸仙数次专程拜访了对法律法规有深厚造诣、时任司法部部长,被称为“苏区红色法律专家”的梁柏台。

由于他虚心请教,勤于思考;又注重实际,借鉴吸纳,经过几个昼夜的反复推敲和修改,一份条理清晰、规则明确、程序便捷、操作性强的审计规章终于草拟完成。

几天后,也就是22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审查通过了由阮啸仙组织起草的这份审计规章,并被正式定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

该条例共19条,全文如下:

第一条  为着保障苏维埃财政政策的充分执行, 裁判检举对贪污浪费的行为, 使财政收支适合于目前革命战争的需要, 特制定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的施行,中央审计委员会及分会须与中央、省及中央直属县、市工农检察委员会取得密切联系,使更能吸收广大工农群众对于审计的意见。

第三条  各级苏维埃财政收支的预算和决算,由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汇编,经中央审计委员会审查,人民委员会通过,中央主席团批准。未经审查和批准的预算财政机关不得支款,决算亦必在批准后,该用款机关不能解除其责任。

第四条  各级苏维埃机关必须遵照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规定的会计季度编造预算、决算,逾期不做决算的,得拒绝审查。

第五条  预算决算的编制,须遵照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规定的表式,详细填载,决算须附送单据,否则中央审计委员会及分会得拒绝审查。

第六条  各级苏维埃对苏维埃所属机关的预算决算,须严加审查(省及中央直属县、市的预决算由中央审计委员会分会审查),然后送中央财政委员部,由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汇集加以审查后,送到中央审计委员会。

第七条  预算决算书送达中央审计委员会及分会,除有特殊情事外,预算须于五天内审查完毕,决算的审查期亦不得超过十天。

第八条  由中央审计委员会审查的事件:

(一)岁入岁出的预决算。

(二)全国行政费的预决算。

(三)海陆空军的预决算。

(四)关于经济建设的收支预决算。

(五)由中央政府发补助费的群众团体的预决算。

第九条  由中央审计委员会分会审查的事项:

 (一)省苏维埃及省一级机关,中央直属市、县及市、区苏维埃的预决算。

(二)各县、市苏维埃的预决算。

(三)地方武装的预决算。

(四)受中央审计委员会命令审查之件。

第十条  中央审计委员会分会得向中央审计委员会提出该省或该县市预算……(此处破损文字不清——引者注)批准,在这原则下进行审查。

第十一条  中央审计委员会分会的职权,除本条例另有规定外,悉依据地方苏维埃组织法第一八六条至一九二条之规定。

第十二条  中央审计委员会每会计季度之终,应将审计经过情形向中央主席作总结报告。

第十三条  中央审计委员会及分会对于下级苏维埃财政收支,认为有调查必要时,得随时派遣审计员实地调查之。

第十四条  中央审计委员会及分会审查决算认为有浪费或贪污应处罚的及应负赔偿责任的,随时报告主席团(中央或省、中央直属县、市)执行,在分会应同时报告中央审计委员会。被处分人若不服时,在分会处分的得提出辩明书,请求中央审计委员会审查。在中央审计委员会被处分的亦得提出辩明书,请求再议,但均以一次为限。

第十五条  中央审计委员会得编定关于审计上各种规则及表式。

第十六条  中央审计委员会及分会须随时检查各机关现用簿记,其不合格的通知该机关更正之。

第十七条  中央审计委员会及分会对于审查事项,在必要时,可行委托审查,受委托之人或机关须报告审查结果于中央审计委员会或分会。

第十八条  本条例如有不尽及不适宜之处,得由中央审计委员会随时提议,要请求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修改之。

第十九条  本条例从公布之日施行。

 

当天,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中字第2号”命令的形式,由毛泽东亲自签发颁布实施。

这份条例,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的第一部完整的审计法律文献。它明确规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审计机关的体制职能、权限范围、程序规则、报告制度以及规范审计的表格和簿记等,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条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央苏区的审计工作开始步入了依法审计的轨道。

翻阅着带着油墨芳香的审计条例,阮啸仙感到无比欣慰。

接着,阮啸仙开始着手挑选审计人员。他把出身贫苦、有一定的文化和财会知识,能坚持原则、公道正派、敢于斗争、刻苦耐劳的年轻干部选入审计机关,并进行严格教育培训。

为确保审计结果的客观公正,阮啸仙在广泛调研基础上,亲自制定了审计人员“六不准”的工作纪律:不准偏听偏信;不准弄虚作假;不准漏查和作不精确统计;不准徇私用情;不准吃馆子或吃公饭,外出审查一律自带干粮;不准收受被审人员任何物品。

与此同时,阮啸仙找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领导,请求中央政府按中央和地方《苏维埃组织法》和《审计条例》的规定,在省及中央直属县(市)尽快依法建立审计组织。在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的关心重视下,中央苏区内的江西省、福建省、粤赣省以及瑞金直属县,都纷纷相应成立了审计分会,并开始有序地开展了各项审计工作。

至此,在阮啸仙的努力下,中央苏区的依法审计监督工作,有了一个坚实基础和良好开端。而阮啸仙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严于律己的道德品行,受到毛泽东等人的充分肯定和赞誉。

审计机构组建后,阮啸仙带领工作人员,开始了紧张有序的审计工作。

“审计工作应抓重点,党政机关抓节支,企业单位抓增收!”在审计委员会一次会议上,阮啸仙反复强调这一问题,并决定审计工作应从各级苏维埃政府领导机关开始,通过财务审查,促进建章立制,规范收支行为,遏制腐败现象。

这一决定,得到毛泽东的支持。鉴于审计委人手少、任务重,毛泽东同意阮啸仙的请求,批准从苏维埃政府各部抽调人员,组成“突击队”,进驻中央各部委机关。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审计风暴,迅速在中央苏区掀起!

阮啸仙率先垂范,亲自带领审计人员,先后检查了中央人民委员会的劳动部、土地部、财政部、国民经济部、教育部、司法内务部、粮食部、工农检察部以及总务厅等的账目,并进行预决算审核。

经过审计,发现各部门2月份的经费预算决算与实际开支出入很大。阮啸仙十分心痛,当即对这些部门的负责人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各部首长,对于预决算制度,还未提到与整个苏维埃政策的重要性来注视这一工作,有的没有配合实际工作的需要,来负责检讨经费问题……一般地说,对于预决算,行政首长是很少过问的,最多是过一过目而已。”

针对以上问题,阮啸仙带领审计人员,召集部门领导及财务管理人员开会,强调实行编制预算的重要性。各部门领导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在审计人员的帮助下,普遍加强了相关财经管理,并及时建立了预算决算制度,财务混乱状况得以改观。

3月中旬再核查时,各部当月的预算,其“工作人员由上月的849人核减到680人”,“经费由上月的3678元核减到2831元”,机关开支和人员大大节省减少,审计核查初见成效。

对此,阮啸仙高兴地说:“各部从前随便开列数字的现象,差不多没有了。可保证将来的决算与预算无大出入,这是预算确立过程中的大进步。”

为扩大宣传,阮啸仙及时组织审计人员,把这次审计活动写成《审查三月份中央政府预算的总结》一文,并在317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公开发表,号召各级苏维埃政府向中央部委学习,立即行动起来,建立预决算制度,节省经费支援前线。

接着,阮啸仙又马不停蹄,率领审计人员,先后对中央印刷厂、造币厂、邮政总局、粮食调剂总局、贸易总局、国家银行等国家企业,全国总工会、反帝拥苏总同盟及互济总会等群众团体进行经济收支状况审计以及对中央各部委及直属系统反贪污浪费、节省运动的专项审计,及时纠正了会计制度不健全、财务收支混乱以及浪费现象严重等问题,严肃提出了整改办法。

同时,还通过审计线索,与中央工农检察部密切配合,严厉查处了一批贪污腐败分子,并及时在《红色中华》报上公布,在苏区干部中起到了巨大的震慑作用,收到了极好的警示教育效果。阮啸仙的声威也随之骤增。

在审计工作中,阮啸仙发现:从揭发出来的问题看,许多与一些部门的领导干部不懂经济、官僚主义有很大关系。在审核检查中央政府机关的账目时,审计人员发现中央政府机关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经费开支过大。

阮啸仙及时将此情况向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详细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几天后,《红色中华》报对中央审计委员会关于中央政府机关的审计结果进行了通报。毛泽东看报后,指示人民委员会认真研究。几天后,中央政府立即裁减了一百多名工作人员,这样既节省了开支,又提高了工作效率。

针对“有些工农出身的干部不会写算”的问题,阮啸仙忧心忡忡。一天晚上,阮啸仙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一情况,并建议:“我们应该警醒,各级干部应该热忱学习管理自己国家的财政!”

毛泽东接受了阮啸仙的建议,说:“没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没文化的苏维埃干部也是愚蠢的干部。对,苏维埃政府是劳苦大众自己的政府,应有一支有文化、会写算、善管理的工农队伍来掌管自己的政权!”

于是,阮啸仙通过审核中央各机关企业和团体的财经收支状况,围绕中央苏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等中心工作,激发了各级领导干部自觉学习财经管理的热情。

在中央审计委员会成立的短短半年多时间里,阮啸仙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下,带领审计人员,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各项审计工作,并对苏区财经监督管理、预防和遏制腐败行为,进行了大胆有益的探索,从而使中央和各级苏维埃政府在执行财经制度以及机关作风方面发生了明显变化。

尤其是在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斗争中,贪腐现象和不正之风很快得到遏制,阮啸仙被誉为审计战线上的一把“铁算盘”,为中华苏维埃政府赢得了“空前廉洁政府” 的美誉。

  

赣南英魂

 

19349月的一天,阮啸仙在审阅完《关于四个月节省运动总结》的审计报告后,因积劳成疾,哮喘病再次复发,住进了瑞金云石山国家医院。

此时,时任江西军区总指挥、兼任红军西方军总指挥的陈毅也在国家医院治疗腿伤。

陈毅是828日在兴国老营盘指挥作战时,敌人一颗子弹击中他的右大腿胯骨,被送往驻扎在兴国江北村的红军医院抢救。

当时,苏区药品奇缺,条件又差,陈毅的大腿红肿疼痛,流血不止,却得不到及时治疗,令他既痛苦又焦急。在朱德、周恩来的过问关心下,陈毅于9月中旬转到条件相对较好的瑞金国家医院治疗,但大腿不能伸直,一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本来他的腿早就该做手术了,可医院没有电源,手术无法进行。从兴国前线撤下来的红三军团的人来医院看望他时告诉说,部队已经集合待命,防务也交给了地方部队,他知道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马上就要撤出中央苏区了,但不知道自己是留下还是和主力一起走。整个瑞金的人们为共和国大搬家一片忙乱,却没有人向他传达什么指示、决定,更没有中央领导人找他谈过话。陈毅的心情十分烦躁。

这一天,阮啸仙打完针,找到了陈毅住的病房。

陈毅见到阮啸仙十分高兴,着急地问:“这么大的军事行动,中央为什么不通知我们?”

阮啸仙也深为不解,摇了摇头:“我跟你一样,什么也不知情。”

为减轻腿伤疼痛,护士只好从屋梁上垂下一根绑带,把陈毅那条裹满纱布的肿腿吊起来。阮啸仙见状,十分关切地问:“什么时候动手术?”

“医院的医疗器械、药品都打包装箱了,没有电源又拍不了X光片,能不能手术还是一个问题!”陈毅忧心忡忡。

“应该主动要求动手术,否则这腿就耽误了!”阮啸仙着急地说。

“啸仙同志,你自己有病还来看望我,谢谢你!”陈毅十分感动,“只顾说我,倒忘记问你的病情了。怎么样,哮喘病好点了吗?”

阮啸仙说:“老毛病了,好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两天再观察一下,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就出院了。”

为了减轻腿伤痛苦和严峻形势带来的烦恼,两人都向对方谈起了各自的经历。

交谈中,阮啸仙了解到,陈毅虽是军人,但他的兴趣爱好在许多地方与自己有相似之处。高小毕业后,大家报考就读的都是工业学校,陈毅学的是纺织专业,他学的是机械专业;陈毅最初的理想是当文学家、诗人,并想依靠文才谋生;而他也深受国学造诣较高的老师熏陶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一方面从事革命活动,一方面创作文艺作品,撰写并发表了《一个奋斗的女子》《观排球》《爱情是什么?》等不同题材的文艺作品,写下了一系列言辞犀利的政论文章,尤其是作为具有诗人气质革命家的陈毅,他那种敢于同敌血战、勇于仗义执言的精神,以及心底无私、豁达大度的品格,更令阮啸仙钦佩。

不知不觉,两个人“同病相怜”,一谈就谈了一下午。临走时,阮啸仙让陈毅安心养伤,并再次建议他尽快主动向中央要求动手术。

第二天,当看到身负重伤的红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躺在担架上出院时,陈毅再也忍不住了。他想起了阮啸仙的建议,在同在医院养病的陈正人和周以栗的催促下,躺在床上给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如实地反映了自己目前的处境。

在周恩来的关心下,中革军委无线电台把备用的汽油发电机送到国家医院,并让卫生部长贺诚亲自组织医护人员对陈毅的伤腿进行拍片手术。

但甚为遗憾的是,由于手术是在夜里进行的,照明不太好,匆忙中并未将陈毅伤腿中的碎骨取尽,以致腿伤时常复发。此是后话。

193410月,由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瞎指挥,中央苏区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主力红军被迫于10月中旬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漫漫长征。

在中央机关撤离瑞金的前一天,周恩来赶到国家医院看望刚做完手术不久的陈毅,并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他传达了决定,让他留下来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同时成立中共中央分局,由项英担任书记。一同留下来的还有瞿秋白、何叔衡、贺昌、梁柏台、陈潭秋、阮啸仙、张鼎丞、邓子恢、刘伯坚、周以栗、陈正人、曾山等领导人。

革命本来就是艰险的事,陈毅对中央苏区确实比较熟悉,留下可以有所作为,也可以使苏区群众觉得红军并没有放弃中央苏区。陈毅对留下来坚持斗争,并无意见。但他对留下来的组成人员有不同看法,像瞿秋白、何叔衡,以及陈正人、周以栗、阮啸仙等高级干部,他们身体都有病,还有一些不能走的知识分子和妇女,最好让他们穿上便衣,到白区去隐蔽起来。

这些“走”与“留”的人员名单,都是博古亲自确定的,周恩来也无可奈何。毛泽东也曾为瞿秋白、何叔衡、陈潭秋、阮啸仙等人的去留问题找过博古,但遭到拒绝。

1010日傍晚,由叶剑英任司令员的中革军委、红军总部各直属机关组成的中央第一野战纵队,以及由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的中央党政工团机关组成的第二野战纵队,分别从瑞金梅坑、西江等地出发,开往于都县城及其以北地域集结。陈毅由警卫员用担架抬到中革军委驻地梅坑村,为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送行。

中革军委是中央苏区最高军事指挥机关,驻地原在瑞金沙洲坝乌石龙村,19347月随中央政府机关迁驻云石山的梅坑村。在送行的人群中,陈毅见到了一起留下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分局书记的项英。

项英见陈毅坐着担架赶来了,直向他抱歉,说因工作太忙,一直未能去医院看望,并说要另找个时间,两个人好好研究一下中央苏区下一步工作问题。

项英是97日被任命为中革军委代主席。尽管中央书记处要他留下的决定很突然,他还是很愉快地表示服从。

陈毅就阮啸仙等身体有病的留下人员名单一事,再次向项英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这些年长体弱、身体有病的领导干部,能带走的要尽量争取带走。让他们留下来坚持打游击,他们是吃不消的。”

“这是中央的决定,我们必须坚决执行!”项英口气坚定。

项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分局书记,又是中革军委代主席、中央政府副主席。他是留下来领导坚持斗争的党政军总负责人,他当然不能轻易改变中央的决定。

送行在一片悲壮的气氛中进行,一直持续到第三天傍晚才结束。

主力红军走了,中央苏区顿时显得空旷起来。

1013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项英在瑞金梅坑的马道口,主持召开原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各部门留在苏区的主要负责人会议。阮啸仙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项英主持。他首先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决定,并宣读了领导成员名单和留下人员名单。接着,他又阐述了中共中央交给中央分局关于领导苏区军民开展游击战争、保卫苏区、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红军突围转移的主要任务。

最后,项英强调说:“中央要求我们,绝不能让国民党军知道主力红军已经撤出中央苏区,必须待主力红军突围到湖南后,才能公开宣布红军突围转移的消息。所以,今天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事情对外暂时保密。”

陈毅作为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在会上也作了简短的讲话。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已是事实,蒋介石决不会因为红军主力撤出而忽视中央苏区不管,不会让苏维埃政权继续存在,反革命大风暴很快就要袭来。为此,必须迅速作好打游击的准备。”陈毅提出,在完成掩护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的任务之后,要迅速把领导干部和部队分散,开展广泛灵活的游击战争。

项英并不这么认为。现在作为苏区的最高领导人,他更趋向于坚信和执行中央的决定。既然中央要求中央苏区要保持原来的样子,那么中央苏区的政府机关就得照常办公,行文还要用原来的名称,《红色中华》机关报还要继续办下去……

项英说完,阮啸仙咳嗽了几声,轻声地说:“组织上决定我留下,我服从。但中央审计委员会机关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已随主力红军转移,如果要保持苏区审计跟以前一样,这非常困难。”

许多与会同志也表示了相同的看法。

项英觉得陈毅、阮啸仙等人似乎过于悲观。他坚信主力红军很快就会回来:“主力红军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的。我们在中央划定的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县之间的三角地区,完全可以创造新的师新的军团,配合主力反攻。大家一定要坚定信心,不能盲目悲观。”

陈毅脾气率直,快言快语:“失败就是失败,困难就是困难。承认失败、承认困难,并不是悲观,而是可以今后不失败或少失败!

“好了,今天会议不争论这些问题。我们分头执行中央的决定吧!”项英心中不快。

会议在沉闷的气氛中结束。

阮啸仙与项英、陈毅握手道别。

临走时,陈毅在担架上对阮啸仙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要多保重自己的身体……”

阮啸仙只是紧紧地握着陈毅的双手,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中央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一个多月后,蒋介石才得悉此重要消息。他恼羞成怒,一面从广东、广西、湖南调集部队对中央红军进行堵截,一面电令国民党军从北、东、南三个方向朝中央苏区逼近,开始有计划地封锁和分割。

进入12月,红军主力撤离前剩下的宁都、长汀、瑞金、归化、于都、会昌等县城及重要集镇,已全部落入国民党军之手。赣南省所属区域,也只剩下登贤县四个区、于都县的禾丰、黎村两个区及于西县的罗江区。

迫于严峻的形势,原驻扎在于都县城的赣南省机关于11月迁至里仁区的孝堂排,后又迁至黎村的烂泥垄和小溪的左坑。当时,赣南省委、省苏政府机关和部队被围困在于都南部的狭小地区内。而赣南省委书记钟循仁已调任闽赣省委书记。形势异常严峻。

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等留守中央苏区领导机关,在10月下旬初从瑞金梅坑迁到于都宽田,12月又从宽田迁往于都黄龙井田村。

此时,项英开始感到中央苏区势态的严重,主力红军要想回师恐怕是难事。他与陈毅商量,并于12月下旬在宽田召开了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对粉碎敌人的分区“围剿”、发动苏区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做出了一些决定和部署。

就在这次会议上,陈毅提议时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的阮啸仙接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兼赣南军区政委,具体负责领导赣南省军民开展游击斗争。

阮啸仙接到中央分局的指示后,于12月底匆忙从瑞金赶到于都。在井塘村,阮啸仙见到了陈毅。

此时,作为留守苏区的政府首脑人物之一,陈毅感受到了更多痛苦。中央根据地一块块沦陷,留守红军和干部斗志减退,苏区群众思想恐慌,奸商地主和富农乘机哄抬物价,拒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钞票。

更令人气愤的,一些投机革命、意志薄弱的人叛变投敌,甚至为国民党军带路指认,惨杀干部群众,或者替国民党作欺骗宣传!

面对如此严重的势态,怎不让陈毅感到心焦!必须派得力干部去各地开展组织发动工作,以尽快扭转目前这种混乱被动局面。见阮啸仙这么快就从瑞金赶来,陈毅感到十分高兴。他简要向阮啸仙传达了中央分局扩大会议精神,并一起研究了赣南省的工作。

“啸仙同志,你是中执委委员,是中央部委领导,身体又有病,现在叫你到地方工作,真是委屈你了。”陈毅歉意地说。

“在哪儿都是干革命,请陈毅同志放心!”阮啸仙说完,又禁不住咳了几声。

“一定要保重身体!”陈毅对眼前这位受命于危难之际、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战友,深感钦佩。

阮啸仙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中。他不顾时好时坏的哮喘病疾,与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钟世斌、省军区司令员蔡会文、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人,组织赣南省军民,以于都、安远、兴国、信丰等县为中心区域,广泛开展坚壁清野,加紧进行筹粮筹款,积极扩大地方武装。

为加强赣粤边的斗争,巩固和扩大游击根据地,阮啸仙按照中央分局的指示,在赣南省委驻地的小溪左坑,成立了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粤边军分区,由李乐天任书记兼政委,杨尚奎任副书记,他们不久率领六百余人,到达信丰油山地区坚持游击斗争。

最令阮啸仙头痛的,就是保护、疏散和安置留在苏区的红军伤病员及领导干部家属。

当时,留在苏区的伤病员约有三千人。陈毅首先动员自己的妻子赖月明回到了她的老家兴国县做地下工作,布置办事处动员安排其他领导干部家属,转移疏散到瑞金以外相对较安全的赣南省的于都、登贤等县。

阮啸仙与省委、省苏政府机关人员一起,分别到各区、乡召开干部会议,将安置任务落实到村到户,有时还亲自到农户家里做动员工作。

在阮啸仙等人的艰苦努力下,安置工作进展十分顺利,群众认养十分踊跃。禾丰区各家各户都安置了伤病员,最多的一家共安置了七名。广大群众对伤病员精心护理,使多数人员在短时间内痊愈归队。

中央苏区的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

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项英又机械地执行中央的指示,没有及时采取符合实际的斗争策略,导致游击战争的形势越来越严重。原赣南省所辖的杨赣苏区,已于19351月中旬被粤敌侵占。至2月中旬,中央苏区仅剩下于都县的禾丰和黎村两个区,其余全部被敌所占。

此时,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机关以及红二十四师、红独立三团等红军部队,已全部被敌人围困在于都县的禾丰地区。赣南省机关及部队,也已在1月下旬退至禾丰地区,被粤军余汉谋部包围封锁。被围的机关部队如不迅速突围,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25日,突围在长征路上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给中央分局发来了一封“万分火急”的电报,指示项英、陈毅应领导苏区红军部队在苏区及其周围分散开展游击战争。几天以后,中共中央再次致电中央分局,对苏区红军部队分散突围开展游击斗争做了详细指示。

根据中央指示,中央分局在禾丰地区召开了紧急会议,对机关部队分散突围做出了部署。会后,在项英、陈毅的指挥下,被围在禾丰地区的红军部队及机关人员,分成九路陆续出发,分别向闽赣、闽西、东江、赣南、湘南、湘赣等地突围。

在惨败面前,项英终于接受陈毅建议,实行战略转移。但为时已晚,九路突围,留下了一串串血路!

赣南省最先出发突围的,是由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王孚善率领的一支四百余人队伍。他们于2月中旬离开禾丰地区,经会昌、安远边界向赣粤边界的寻乌方向突围。几天后,在安远、寻乌交界的分水坳,遭到粤军截击,队伍损失惨重。王孚善率余部突围至广东梅县边界后,一直下落不明。

221日,阮啸仙在禾丰主持召开赣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全体人员参加的游击战争动员大会。会上,阮啸仙传达了中央分局紧急会议精神,通报了当前中央苏区面临的形势,做出了赣南省机关工作人员分三路向黎村上坪山区转移的部署。但是,由于行动已经迟了,敌人已经形成强大的包围圈,形势非常危急。

34日,赣南省机关驻地。阮啸仙喘着粗气,正在作突围前的最后动员。此时,可清晰听到山外密集的枪声。

正在这时,陈毅拄着拐棍,来到了突围部队面前。

大家兴奋起来。阮啸仙请陈毅给大家说几句话。

陈毅深情地望着大家,神情坚毅,大声地说:“今天我来给大家送行,就说一句话 ——红军战士都应该是革命的英雄,胜利的时候要当英雄,困难的时候更要当英雄!

陈毅与每一个人握手道别。当陈毅握着阮啸仙的手时,发现阮啸仙的双手发烫,上气不接下气,知道他的哮喘病愈加严重了。陈毅赶紧吩咐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突围时一定要照顾好阮啸仙。

 蔡会文告诉陈毅:“啸仙同志是省委书记,身体不大好,行军不大方便,我已经多安排了一个警卫员,一路好照看他。”

陈毅满意地点了点头,说:“好,啸仙同志,请保重身体,我们等待你们突围胜利的好消息!

阮啸仙动情地说:“陈毅同志,你也要保重身体……”

陈毅想不到,这次与阮啸仙分别竟成永诀!

中共赣南省委、省苏、省军区和红色中华报社、工农剧社等机关部队二千余人,在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军区司令员蔡会文、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任梁柏台、少共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的率领下,整编为三个支队,从上坪的南坑出发,往定南、龙南、全南方向突围。

赣南省机关人员突围必经之地的信丰县境内,驻有国民党粤军陈济棠部的三个师和一个独立旅,装备精良,且在沿途一带早已筑有碉堡,重兵防守。此时,天又下起了倾盆大雨,山路泞泥,行军异常困难。

次日凌晨,三个支队成一路纵队行进。由于山高林密,路窄难行,加之粤敌封锁严密,两千余人的队伍行动迟缓,且目标又大,十分危险。

阮啸仙、蔡会文发现此情况后,当即给支队长林匡、政治委员刘英发出命令,要求他们“以连或两连为单位”,“穿过敌封锁线”,“到三南与河西去活动”,并强调“详细计划由你们决定,此时任何犹豫不决都是等于自杀”。

很快,突围队伍重新进行了调整:以一部兵力配备重机枪连,抢占牛岭制高点,攻打敌军堡垒;军区司令部、省机关及警卫连,编在队伍中间;另一部兵力,随后担任后卫收容工作。

天黑路滑,山道难行。当队伍到达牛岭附近时,已是接近天亮了。稍事休整,吃了点干粮,队伍即投入战斗准备。

随着蔡会文司令员一声令下,战斗打响了。先头部队如龙似虎,猛打猛冲,迅速越过了牛岭、马岭这两道关口。

阮啸仙拖着疲惫的身躯,率领赣南省党政机关队伍紧跟其后。当突围队伍到达信丰县安息乡上迳村枫树庵附近的小山林时,遭到了敌人的疯狂拦截。在敌军猛烈的火力交叉射击下,机关队伍被拦腰切断,阮啸仙不幸被敌弹击中,壮烈牺牲。

……

陈毅最后一批突围。

193539日,陈毅与项英率中央军区直属队及第七十团编为四个大队,从上坪出发,向赣粤边方向突围,但遭到强敌疯狂拦截。部队大部被打散,突围未成,只好退回上坪山区。

陈毅与项英研究,决定化整为零,分散突围。几天后,他与项英一起,带领少数警卫人员,在原代英县委书记曾纪财的带领下,化装成百姓,几经周折,于3月底到达中共赣粤边特委、军分区所在地油山,与早前转移到此地开展游击斗争的李乐天、杨尚奎等人汇合在一起。从此,项英、陈毅与不久后突围转移到达的蔡会文等人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蔡会文向项英、陈毅报告了赣南省党政机关一路突围的情况,项英、陈毅听后心情十分沉重。

当晚,陈毅难以入眠。躺在游击队的茅草棚里,想起这次惨烈的九路大突围,想起与贺昌、阮啸仙等老战友在一起时的日日夜夜,他触景生情,诗怀如海,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写了题为《哭阮贺》的五言诗,抒发了他对革命战友的悼念之情:  

最近同志中,

阮贺足称贤。

阮誉传岭表,

贺名播幽燕。

审计呕心血,

主政见威严。

哀哉同突围,

独我得生全。

自突围上油山之后,陈毅与项英一起,率领红军游击队,在不停地同国民党的残酷“清剿”斗争中,风餐露宿,昼伏夜行,像野人般生活,度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苦,经历过数不尽的艰险。

1937年春,国民党军对油山红军游击队“清剿”更加密集猛烈,陈毅只好辗转各个游击区迂回埋伏。每当夜深人静,阮啸仙等昔日老战友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他的眼前。他十分挂念西去长征的主力红军,就连梦中都希望已壮烈牺牲的阮啸仙等老战友归来与自己一起战斗!

在这年的春天,陈毅又写了一首题为《寄友》的八言古诗,并在诗题后写有一段小序。全诗如下:

寄友

一九三七年春,敌寇策动侵华日急,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之“清剿”更烈。余辗转游击于五岭山脉,时红军主力西去秦陇,消息难通。而阮啸仙、贺昌、刘伯坚诸同志相继牺牲。每夜入梦,故人交情,不渝生死。游击各同志又与余分散活动,因诗以寄意。

 

风吹雨打露沾衣,

昼伏夜行人迹稀。

秦陇消息倩谁问,

故交鬼影梦中归。

 

瓜蔓抄来百姓苦,

萁豆煎时外寇肥。

叛徒国贼皆可杀,

吾侪南线系安危。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毅一直牵挂着在中央苏区突围壮烈牺牲和在艰苦卓绝的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一同生死与共的战友们。他多次委托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杨尚奎,代他到赣南苏区慰问老区人民。

20世纪50年代初期, 陈毅出差到广州,特意打听阮啸仙家属的情况。当得悉阮啸仙的妻子徐琼荷及儿子一家在叶剑英的关心过问下,已从偏僻的河源迁住在广州,并得到妥善安置时,他十分高兴,并专程到她家里看望慰问她。

20世纪60年代初,政务和外事活动繁忙的陈毅因抽不出时间到赣粤边去,就特派了他的夫人张茜,到赣南的瑞金、信丰、于都、大余和粤北的南雄、始兴等当年赣粤边游击区看望战争年代同甘苦、共患难的苏区人民,转达了他对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深情厚谊。

1962年初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县以上各级负责人参加的中央扩大工作会议。27日,也就是大会结束的当晚,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陈毅,在中南海一套旧平房的家里,宴请了来自当年赣粤边游击区的大余、信丰和南雄等县与会代表负责人。

席间,陈毅非常关切地向客人打听他熟悉的游击队战士和乡亲们的情况,并多次追忆起他与战友们一起突围上油山时的情景。他说:“当年突围上油山时,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等一批党的优秀领导干部先后牺牲,真是太可惜了!

陈毅十分动情地对大家说:“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块红色土地上的山山水水和父老乡亲,永远都不会忘记阮啸仙、贺昌等生死与共的战友们!如果能够抽得出时间,我还是要到那里去看看……”

遗憾的是,没有等到实现自己的诺言,陈毅于197214日去世了。

陈毅去世后,他的长子陈昊苏曾到赣粤边游击区访问。

199710月,信丰县委、县政府在信丰县城大圣寺塔旁新建了“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陈丕显题写了馆名。

同年106月,该馆陈列开馆,陈毅次子陈丹淮少将出席了开馆仪式,并访问了牛岭、油山、北山,拜谒了阮啸仙等烈士壮烈牺牲纪念地,转达了父亲生前对昔日老战友们的无限怀念和崇敬之情!

 

 

家风承传

 

 阮啸仙作为我党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任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已逐渐被人熟悉。但今天的人们,对阮啸仙的家事家风却颇为陌生。这里介绍的,就是阮啸仙的原配夫人徐琼荷、烈士妻子高恬波及其子孙们鲜为人知的生平片断,从另一个侧面来缅怀革命先烈的不朽业绩。

 

原配夫人——徐琼荷

 

徐琼荷是阮啸仙的元配夫人。她于1897年出生在广东省河源县城上角一个普通市民之家。

徐父徐礼如,清末秀才,是河源城当地有名的书法家。他见多识广,为人正直,憎恶权贵,怜贫惜苦,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当时,在县城三江高等小学读书的阮啸仙,对徐先生十分崇敬,虚心拜他为师,并经常来到他家,向他请教文化知识和做人的道理。

徐先生也很赞赏阮啸仙的学业和人品,经常不厌其烦地辅导阮啸仙学功课,有时两人还互相讨论时事,交往甚密,成为忘年交。

也就是在此期间,志向远大、英俊倜傥的阮啸仙引起了徐先生宝贝女儿——比他大1岁的徐琼荷的特别关注。

1917年秋,20岁的阮啸仙,以优异的成绩高小毕业。不久,经阮啸仙的大姨做媒,徐琼荷与阮啸仙结为秦晋之好。

徐琼荷与阮啸仙结婚后,夫妻俩相亲相爱,感情至笃。徐琼荷对丈夫关怀备至,呵护有加;阮啸仙对妻子更是体贴周到,并教育她要带好弟妹,善待翁姑,团结乡邻,勤俭持家,使粗知文字的徐琼荷懂得了许多处事做人的道理。

19183月,阮啸仙考入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就读。在此后的岁月里,阮啸仙几乎都在外面奔波。徐琼荷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默默等待,任劳任怨地支撑起家庭,抚养儿子,侍弄田地,甚至曾经变卖首饰补贴家用,无怨无悔地支持丈夫从事革命事业。

1924年,国共两党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后,阮啸仙积极协助孙中山进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并被任命为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执委委员、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组织干事,与彭湃、毛泽东等人一起,积极筹备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各项开办工作。

阮啸仙身兼数职,工作异常繁忙。由于过度劳累,他得了哮喘病疾,身体十分虚弱。19251月,阮啸仙担任了第三届广州农讲所主任,这是他工作最紧张繁忙的时候。他每天既要给学员们讲政治、讲时事、讲农民问题,又要对学员进行军事操练。学员每日半天上课,半天训练,晚上开会,他都要参加检查督导。

尽管工作繁忙,阮啸仙还是时时牵挂着远在河源乡下的父母妻儿。这年的下半年,阮啸仙拍了一封电报,要妻子到广州团聚。

徐琼荷接电报后,带着五岁多的儿子阮乃纲,从河源中山码头坐船,几经周折到了广州。为防意外,阮啸仙将妻儿安排住在广州仰忠街兰畹,即现在的北京南路高第街尾。

这是一栋四层楼房。楼下有一小杂院,院口有两扇铁栅栏,大门外有几家小杂铺。为防意外,阮啸仙全家住在四楼。

此时,阮啸仙的哮喘病已很严重,遇到阴雨天,情况则更厉害,好几次还咳出一大堆血。徐琼荷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她曾试着用草药熬汤,硬逼丈夫喝过,但不见效;也请过郎中来家诊治,病情还是时好时坏。看着日渐消瘦的丈夫,徐琼荷心痛得直掉泪。

徐琼荷母子的到来,给了阮啸仙莫大的慰藉与快乐。阮啸仙经常早出晚归,但一有空就教儿子写毛笔字、拉风琴,最喜欢儿子为他捶背。阮乃纲也认为这是他与父亲“最快乐的事”。

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右派日益嚣张,到处派出密探,跟踪进步人士,预防“图谋不轨”。徐琼荷在兰畹住地,经常有人上楼探听,甚至深更半夜来敲门。

一天深夜十点多钟,两个带枪的特务,突然气势汹汹地来到兰畹阮啸仙住地,敲开房门。

此时,阮啸仙正好外出未归,只有徐琼荷母子俩人在家。

“姓阮的住这里吗?”一个特务凶狠地问。

徐琼荷见来者不善,便一把将儿子阮乃纲拉到怀里,回答道:“这里没有姓阮的,你们找错门了!”

“这不是阮啸仙的住房吗?”另一个特务转向孩子,厉声喝问道。

“你们别吓着我的孩子!”徐琼荷紧紧搂着阮乃纲,沉着机智地回答道,“我不知道什么姓阮(圆)姓扁的,这是我们徐家的房子!”

特务们待了一会,没发现要找的人,嘀咕了一阵,便灰溜溜地走了。

徐琼荷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便叫儿子一个人留在家里看屋,自己悄悄地避开特务,独自走到街口偏僻处,等候丈夫归来。

当徐琼荷把家里刚才发生的情况告诉丈夫后,阮啸仙也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绕路到别处躲避去了。

几天后,为预防万一,阮啸仙把住地迁至兰畹七号二楼。出于安全考虑,阮啸仙嘱咐徐琼荷:“外面形势很严峻,我们对外不能以夫妻相称。”接着,阮啸仙告诉徐琼荷,以后见到外人,孩子改称他为“三叔”,改称徐琼荷为“奶娘”。

再后来,国民党悍然发动了所谓“清党运动”,到处处于白色恐怖之中。为了不暴露身份,当时由党组织雇请来帮忙处理家务的工友,最多不超过一个月也要换人。阮啸仙几乎白天不在家,徐琼荷每天都在为丈夫的安全担忧,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面对这种状况,徐琼荷意识到自己和孩子已成了丈夫的包袱。为了使丈夫安心工作,使他摆脱家庭的羁绊,徐琼荷决定带儿子回河源老家。

徐琼荷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地告诉了丈夫。考虑到当时形势的严峻,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阮啸仙只好同意他们母子暂时回河源乡下,待形势好转再作打算。

徐琼荷在广州,与丈夫共同生活了一年多时间后,于1926年冬,带着儿子阮乃纲,乘船回到了下屯乡下老家。

19274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反革命政变。415日,广东的国民党反动派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也在广州出动大批军警,解除黄埔军校、罢工工人纠察武装,包围和查封各种革命团体及组织,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阮啸仙成了南京国民党中央执监联席会议通缉的179名共产党主要干部之一。广州全城,血雨腥风,一派肃杀气氛。

此时,广东党组织已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各地也因搜捕甚严,联络十分困难。为保存革命力量,经党组织研究决定,广州区委暂时秘密迁往香港,阮啸仙与冯菊坡、周文雍等留在广州,化整为零,继续秘密领导和部署广州的地下斗争。直到翌年春,阮啸仙奉命秘密转移到香港,参加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工作,被安排住在鹅颈桥一个很不惹人注意的地方。

到香港后,阮啸仙深知时局的严峻,与妻子见面的机会可能少得多。于是,他用化名抽空给远在河源老家的阮乃纲母子写了一封信,要他俩接信后立即到香港团聚。

徐琼荷接信后,立即收拾行李,带上儿子,水陆兼程,赶往香港。此时,阮乃纲已经8岁了,得悉又能再次见到分别两年多的父亲,真是高兴极了。

始料不及的是,国民党的魔爪已从广州伸到了香港。在港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关的关、杀的杀。就在徐琼荷母子俩风尘仆仆赶到香港时,阮啸仙接到党组织的指示,与其他在港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已经在一个星期前,秘密紧急转移到了上海!

在人生地疏的香港,徐琼荷母子俩陷入了两难境地。回去吧,路费盘缠全部用完;不回去吧,住哪里?特别是阮乃纲,满怀希望地认为马上又要与父亲在一起了,听到此消息后,犹如一盆冷水浇头,不免暗生怨气。

好在徐琼荷沉着冷静。她在十分理解丈夫处境的同时,马上想起了丈夫的朋友有一个妹妹在香港工作。于是,徐琼荷带着阮乃纲,四处打听,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这位“妹妹”住处,并被安顿住了下来。

不久,徐琼荷带着孩子回到了河源老家。从此,徐琼荷母子俩与阮啸仙天各一方,再也未曾谋面。

在以后的几年里,阮啸仙曾通过不同的化名和方式,给徐琼荷写过几封信,嘱咐她要“注意安全,保重身体,带好小孩”,并鼓励妻子,不论遇到什么情况,要坚强地活下去,坚信革命一定会成功!但她始终坚守秘密,从不给外人透露半点有关丈夫的音讯。

19353月,当家乡人在国民党的报纸获悉阮啸仙在江西被“击毙”的消息后,大家都瞒着徐琼荷,担心她受不了如此大的打击。

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已长大成人的儿子阮乃纲,才把整整瞒了十几年之久的父亲不幸牺牲的实情详细告知了母亲……

19521月,奉叶剑英的指示,徐琼荷举家迁往广州,被安排住在越华路一座宽阔明亮的平房里。陈毅、陶铸、贺龙等丈夫生前老战友,都曾登门慰问过徐琼荷。但她从不以此为傲,而是谆谆教导儿孙们,不要以烈属自诩,踏踏实实地过着平静而安宁的生活。

随着年纪增大,徐琼荷思乡之情愈来愈强烈。20世纪80年代,她隔几年都回河源下屯老家走一走、看一看。家乡镇村有重大活动,也会邀请徐琼荷老人参加,只要身体允许,她都欣然应诺参加。在广州时,只要有家乡人来办事,她也总是向来人询问家乡发生的大事小事。

徐琼荷平时极少与人谈及她坎坷的身世,更不会与人谈她支持丈夫从事革命活动的经历。直到她年事已高,儿孙们自立成家就业后,她才偶尔接受家乡党史部门同志或记者们的采访,并与亲属们一起,回忆并整理了一些与阮啸仙生平事迹有关的珍贵史料。

每当谈起过去,徐琼荷总是老泪纵横,感慨万分:“和阿纲(阮乃纲)爸分别那年我才30岁,阿纲也只有五六岁,谁想到那竟是生离死别!几十年来,为了阿仙(阮啸仙)的英名,我艰苦维持着这个家,一直把儿孙养大……”

“为了阮啸仙的英名!”

这就是徐琼荷,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烈士遗孀镌刻在心中坚定而永恒的信念!

1993年,徐琼荷以96岁高龄,走完了她坎坷而富于传奇、平凡而不朽的人生 。  

 

烈士妻子——高恬波

 

高恬波,1898年出生于广东省惠阳县。17岁时考入广州妇孺产科学校学习。她学习刻苦,追求进步,《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打开了她的眼界。在校期间,她与时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两广区委书记的阮啸仙经常一起讨论时事,并在阮啸仙等人的影响下,于1923年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共同的信念,使高恬波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与阮啸仙由相识、相知到相爱,并于1923年冬结合在一起。

1924年春,高恬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广东省第一位女共产党员。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高恬波按照党的指示,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党组织随即安排她到国民党中央妇女部任干事,协助妇女部长、国民党左派何香凝工作。

高恬波工作勤奋、处事认真,不但把妇女部的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还经常深入到女工、女学生、家庭妇女中做宣传发动工作,深得何香凝的信赖和赞许。

几十年后,何香凝回忆这段往事时,曾充满深情地说:“高恬波是妇女部中一个很勤劳很努力的干部,他们夫妇二人,为了工农妇女等民众运动,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积极努力、百折不挠地做了很多工作,对革命有过不少贡献,可以留名于后世……” 赞誉之词,溢于言表。

19247月,中共广东区委通过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创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任第一届讲习所主任,阮啸仙兼任教员。本届讲习所共有学员38名,其中有2名女学员,高恬波就是其中的一名。丈夫是教员,妻子是学员,一时间传为佳话。

讲习所学习结束后,高恬波被任命为中共广东区委妇委委员、广东妇女解放协会调查部书记、农民运动特派员,与时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组织干事、广东省农协常委、第三届农讲所主任等重要职务的阮啸仙,奔走于花县、顺德、中山、潮梅等地农村,指导农民运动,组建农民协会,开展革命宣传,撒播革命火种。

在广大农村,高恬波与阮啸仙等一起,一面积极做广泛组织动员工作,一面又耐心细致地向农民传授所学过的妇幼医疗保健常识,还亲自为农民妇女接生,被农妇们称作“活观音”。

1925年冬,为配合北伐战争,妇女部何香凝、邓颖超等人发起组织了“军人家属妇女救护员传习所”, 高恬波积极响应,日夜为北伐军培训战场救护员。

翌年夏天,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高恬波被任命为救护队队长。她匆匆与阮啸仙话别后,率救护队随号称“铁军” 的第四军出发,辗转湘、鄂、赣三省之间,行程万余里。

在攻打汀泗桥的激战中,高恬波冒着枪林弹雨,勇敢地率领救护队员们,奋不顾身地冲上最前线抢救伤员,在左腿中弹负伤的情况下,强忍剧痛,顽强地背着伤员,咬牙爬回了救护所。

高恬波舍己救人的壮举,让在场的第四军官兵感动不已,大家称救护队为“救命队”, 称赞高恬波是“女将军”。

19271211日,高恬波参加了由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人领导的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她随起义军余部,撤退辗转至赣粤边境。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委派高恬波到南昌参加江西省委工作。阮啸仙则在偏僻的粤北山村,负责恢复农民协会、建立地下农民武装等工作。

在江西省委,高恬波除了继续从事妇女工作外,还兼任秘密交通、会计、庶务等工作,经常来往于南昌、赣州等地。

19291225日,江西的共产党组织被国民党当局破获,在省委机关坚守岗位的高恬波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

国民党军18师师长张辉瓒亲自出马,对高恬波威逼利诱,逼她说出江西党组织的秘密。

但无论是花言巧语,还是严刑拷打,高恬波始终横眉冷对,坚贞不屈。数日后,高恬波惨遭敌人酷刑折磨至死,牺牲时年仅31岁。

当阮啸仙获悉高恬波牺牲的噩耗后,万分悲恸,借用唐朝诗人杜甫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襟”的诗,表达了自己对妻子的无限哀思。

1930111日,在中央苏区出版的《红旗》油印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悼念我们的女战士高恬波同志》的署名文章,高度评价了高恬波短暂而光辉的一生,认为“高恬波同志的悲壮牺牲”, 在“我们的女战士的行伍中有不能填补的伤痕,这是我党的巨大损失”。

 

红色后代——阮乃纲

 

作为阮啸仙烈士唯一的儿子,阮乃纲始终不以烈属自诩,只以平民为誉,平静地面对生活。

新中国成立初期,时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广州市人民政府市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叶剑英,在广州接见了阮乃纲及亲属,并指示要妥善安置好烈士家属。19521月,阮乃纲全家从河源迁往广州,被安排住在越华路一座宽敞明亮的平房里。

在组织上征求阮乃纲的工作安排时,他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我军高级干部的子弟、革命烈士的子女都相继到了北京。按照有关规定,文化程度低的可安排在学校继续学习,文化稍高的可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深造,还有的烈士子女可送去苏联留学,而这些烈士子女学成后均得到了妥善的工作安排。作为我党第一任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在中央苏区时期曾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参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领导工作的阮啸仙烈士之子,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享受同样待遇。然而,阮乃纲自动放弃这些照顾待遇,报名参加了地方土改。

20世纪50年代,阮乃纲曾在广东省政法系统工作过,后来调到广州市电子职业高级中学,当了一名普通的公勤人员。

由于新中国成立前阮乃纲在乡邻叔伯们的帮助下,为图生计,曾在家乡的国民党乡政府做过事,新中国成立后曾被当作历史问题多次政审过。也因为此缘故,使他多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而遭到拒绝。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因为这一历史问题,他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被所在单位遣返回地处偏僻的河源老家,接受劳动改造。

面对如此厄运,阮乃纲一边四处申辩,一边与家乡乡亲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坚信自己的“问题”组织上会有公正的结论。直至1984年离休前,在阮乃纲的再三请求下,他才如愿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阮乃纲离休后,生活过得很平淡,既很少向人炫耀自己的家史,更极少向外人谈起自己这段遭际。而每当谈起父亲,他眼里总是充满崇敬之情,并尽可能地参加有关纪念父亲的相关活动。

19988月,河源家乡人民隆重举行了阮啸仙100周年诞辰纪念大会。阮乃纲应邀出席了纪念大会。

会上,作为阮啸仙烈士的家属代表,阮乃纲动情地说:“我父亲一生为了党工作,不求名,不为利。父亲牺牲后,只留下一些衣物和一本用毛笔写的作文本,这些遗物后来都捐给了博物馆。父亲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天下生灵免遭涂炭,为了古老神州大地重见生机,他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我作为他的儿子,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作为烈士后代,更应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更加努力地为党工作!”

大会期间,阮乃纲与参加纪念大会的一些老同志,一起参观了市博物馆陈列的“阮啸仙烈士生平事迹图片展”,以及以烈士名字命名的啸仙中学。在参观展览时,阮乃纲认真细致地观看了反映父亲生平的每一张珍贵照片,他神情端庄,时而驻足细看,时而喃喃自语,显得十分激动。

在参观完啸仙中学校容校貌后,阮乃纲还欣然为该校题词留念。

2002年,团中央、中共党史学会、国家档案馆等单位,在互联网上建立了“民族魂”网站,“阮啸仙烈士纪念馆”列入其中。1017日,应家乡有关单位的邀请,阮乃纲及其亲属参加了网站开通仪式。之后,他与参加仪式的同志们一起,通过互联网,进入“阮啸仙烈士纪念馆”,瞻仰了父亲颜容,回顾了父亲生平,缅怀了父亲业绩……

200611月,为纪念人民审计制度奠基人——阮啸仙烈士,国家审计署等单位组织拍摄了电视专题片《阮啸仙》。1129日,《阮啸仙》首播仪式在广州举行。中宣部、国家审计署和广东省委、省政府以及河源市等有关领导出席了首播式。在首播仪式上,时任国家审计署审计长的李金华,向阮啸仙烈士儿子阮乃纲赠送了纪念品,并与阮乃纲等烈士亲属们合影留念。

2009年,经过近亿群众参与投票及有关部门审核、专家评审确认,阮啸仙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阮乃纲及家人获悉此消息,欣喜万分,平时一向内向寡言的阮乃纲,竟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

阮乃纲平时喜欢看书看报,偶尔也写点诗文,短小精干,有感而发。他有本厚厚的笔记本,时而在上面记点东西。从国内外大事,到家门前交通阻塞等细碎小事,都成为他写作的基本素材。

在外人看来,阮乃纲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市民,在家人眼中,阮乃纲是一个和善可亲、无欲无求的老人。他以烈士后人为荣,但并不借此向组织主动提任何非分要求。

在国家审计署有关领导的一次慰问中,已是八十多岁高龄的阮乃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向组织提出,希望自己正在上大学的孙子阮士君也能成为国家审计机关的一员。

当时,有关领导十分理解阮乃纲老人的心情,并鼓励阮士君要堂堂正正地凭借自己的实力考入审计机关。后阮士君不负众望,通过参加公务员公开考试,考入了国家审计署驻广州办事处,正式成为审计队伍中的一员。阮乃纲得悉这一喜讯,感到十分欣慰。

阮乃纲有四个子女,大女儿是工人,20世纪90年代初就退休了;大儿子是个小生意人,辛辛苦苦做点小买卖养家;小儿子和小女儿都是普通工人。除阮士君外,其他几个孙子(女)都大学毕业自谋职业。

2010114日,阮乃纲因病不幸去世,享年90岁。

“不以烈属自诩,只以平民为誉”。阮乃纲及子孙们都以先辈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不图名、不求利,认认真真地工作,踏踏实实地做人。

“不求名,不图利,勤恳工作,建树虽微薄,也算尽了心意”。

这是阮乃纲生前的自我评价,也是一个烈士后代的人生诠释!

 

附录一: 父与子书

 

儿子13岁时,第一次给远方的父亲写了一封信。

“爱儿”!这是父亲对儿子的爱称。回信时,他因记不清儿子年龄而深深自责,称自己是一个“不尽责的父亲”。

对父亲信中的每句话,儿子终身刻骨铭心;但记忆中的父亲形象,儿子却感到既清晰又模糊……

那一年,父亲从广州拍了一封电报,要母子到广州团聚。当时,儿子才五六岁,听母亲说要到广州与父亲在一起,自然高兴万分。在家人的张罗下,母子俩从老家不远的渡口坐船,几经辗转,来到了广州,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父亲。

父亲工作很忙,每天早出晚归。在他的印象里,“父亲是很严肃的人”,但自己做错了事,父亲却很宽容。

一次,父亲外出开会,儿子偷偷溜进父亲卧室,发现有一架风琴,就拿起来玩,由于用力过猛,风琴被弄坏了。这可吓坏了他。

父亲回家发现后,不但没有批评,还鼓励他不仅要掌握书本知识,还要培养多种兴趣爱好,掌握过硬本领,长大后为国为民出力。

父亲经常四处奔波,工作十分劳累,不幸患上了哮喘病疾。喘得厉害时,就要家人帮他捶背,这样会好受些。

父亲犯病时,儿子总是抢着干。父亲趴在床上,下面垫上被子,儿子则俯在床前,一双小拳头,一重一轻地给父亲捶背。

这时候,父亲就细声细语地跟儿子聊天,嘱咐儿子要听妈妈、爷爷的话,做个好孩子。不知是由于工作太累,还是儿子那一重一轻的小手捶得舒服,父亲说着聊着很快就入睡了。

看到父亲减轻了痛苦,儿子感到由衷的高兴。

不久,广州风云突变,外面到处在抓人。

 这天晚上,父亲神情严肃,嘱咐儿子今后不能再叫他为父亲,改叫“三叔”;母亲则改称为“奶娘”。儿子虽小,但看到父亲严肃的神情,知道与外面形势有关,就按父亲吩咐的那样去做。

风声越来越紧。父亲不敢白天回家,每晚也是大半夜后才摸黑进屋;住地附近也经常有陌生人探头探脑,随时可能出现危险!母亲萌发了带儿子回老家的念头。

父亲万般无奈,只好同意。在儿子的哭闹声中,母子俩离开了广州,乘船回到了河源老家。

这是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前夕发生的事。

从此,母子俩与父亲天各一方,再也未曾谋面,也很少听到父亲的消息,只是偶尔接到父亲用化名寄来的信件,但没有通讯地址。看到家人神秘严肃的神情,儿子隐约感到,父亲是在外面“干大事”。至于干什么“大事”,年幼的儿子并不知道。

 母子俩相依为命,在一天天的等待盼望中度过。

 一晃七个年头过去了,还是没有父亲的消息。期间,母亲曾托人打听父亲下落,只知他已逃离广州去了上海,但具体地址不详。

 这一年,儿子13岁了。由于思父心切,已读初小的儿子,第一次给父亲试写了一封信。

信中,儿子把自己的学业,以及祖父、母亲等人情况作了介绍,并按母亲的意思,将老家鸡牙山的封山禁令一同装进信封。由于不知通讯地址,信写好后,儿子把信缄口后交给母亲,母亲则把信交给一位不知姓名的叔叔,再由秘密渠道寄交到父亲手中。

信寄出后,儿子天天翘首等待着父亲的复信。

 ……

父亲果然收到了儿子的信。他简直不敢相信,分别了多年的儿子竟能写信了!

捧着儿子的信,父亲欣喜若狂。他看了一遍又一遍,瘦削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收信的当晚,也就是1933310日,父亲禁不住喜悦的心情,用他喜欢的毛笔,端端正正地给儿子写了复信:

 

爱儿:

你的来信和你的鸡牙山禁谕,我都收到了。我简直不知道你今年已经是十三岁,还以为是在广州兰畹住时一样童稚呢。其实在那时我也不知道你多少年纪。这样对于自己儿子不相关的父亲,说起来真难为情呀!

爱儿!你不要怨恨我这不尽责的父亲。为什么?请四叔替你解释好了。为父接到你第一次的来信,正当最烦闷难过的时候,就使我多吃了一碗饭,多睡了一点钟,对镜自照,发现几年来未有过的笑容,其喜可知了。

爱儿!你能尽心尽力来侍奉慰藉祖父是最好不过了。同时,你要一样的侍奉慰藉你的母亲。因为她是自少至长保育你的慈母而又兼严父,并且为我尝尽人间未曾有的痛苦,她真是你的父和母。我呢?你能不怨恨我就好了。

 爱儿!你十三岁少小年纪,能够如此好学向上,我是满意的,但百尺竿头要更进一步。为父的当十三岁之年,好像比你会进步些,最好你问一问你祖父,当我十三岁之年如何?祖父定能告诉你的。你能进一步赶上我十三岁之年的好处,那我更乐意了。我最近想尽方法得一元五角钱买一部有用的书给你,等着吧!想你一定喜欢的呵!

下次再谈,望你时常来信。

                                                                                

                                                 父字  三月十日

  

不久,儿子终于盼来了父亲的回信及买来的书。他拿着父亲的信,反复地读、反复地看,并背给母亲及祖父听。

母亲一边用心地听,一边背过身偷偷抹泪……

尤其对那套丛书,儿子更是爱不释手,令邻居伙伴们羡慕不已。

几十年后,儿子谈起此事,还是抑制不住兴奋之情:“父亲给我写了信,还买了一套儿童文库丛书,有十几本,非常厚,我很喜欢。由于当时国民党检查很严,父亲只能给我带这样的书了。”

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一个多月后,儿子再次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中除了介绍祖父、母亲及自己的学业情况外,希望父亲能再多买些书寄来。信寄出后,他又是天天翘首以盼。

两个多月后,儿子终于又盼来了父亲的第二封回信:

 

爱儿:

你前次的来信,我已经收到好多时了,刚巧那时碰着我最困难的时候,遭遇那年在江西时一样的命运,简直弄到我无有是处。因此,你的来信,我当时草草看过之后,就放在一边,理也无从理得,现在想起来已不复记忆了。

爱儿:你不是要我买什么书给你吗?我本来是很穷的,现在更是穷上加穷,变成一顿找来一顿吃,有了今天明日愁,就由得明日忧了,连今写信给你的邮票,都费了很大力量得来的呢。说起来,恐怕有些人不大相信吧。其实这些年头,这些事,这些人多着咧。

爱儿:我希望你好好的读书,放学回来或暇日要助家中做一些日常应做的事,譬如弄饭煮菜等事。……煮饭虽小事,但含有许多道理科学作用,以为无稀奇被人忽略过去了。总之,一事虽小,增长的见识就不少。古人说:同君一晚话,胜读十年书,这是经验之谈也。望你从实际上去学习。

爱儿:读书做事之外,还要时常学习体操,锻炼好你的身体。人生无病,便是幸福。像我过去不注意自己身体,得了哮喘病疾,演成终身之忧,影响一生事业非常之大。我什么病都未有,只此一疾,就够我煎熬了。后生可畏,你将来责任还重而且多着咧,你不要以为处在乡间山高皇帝远呀,“好做太平狗,莫作乱世人”,飞机、大炮,有时会向鸡牙山顶落下来的呀!

     ……  

父亲既为儿子学业进步而高兴,又对儿子只重书本学习而轻实际锻炼的倾向给予了纠正。他写道:

 

爱儿:你想学好,你应该向你眼前的事情去学,事无大小,都有它的道理的。想见识多,有本事能耐,不必向上海或外国花花世界去学,随时随地随事都是书本,都有够学的道理在,哪怕是烧火煮饭的小事,你想知道火是什么东西?从何而来?它对于人群社会有何益处?有何害处?如何用之才有益而无害?那就够你想了。

今晚因为下雨,未有伞又未有雨鞋,不能往外边跑,抽暇写这封信给你。望你给我回信!回信时望你多写祖父、母亲起居,以及乡间新闻给我知道。

祖父各人以下得希问候安好!                                                            

                                               父字  

                                        六月十六日晚上十二时

 

儿子捧着父亲的信,一字一句、一遍又一遍地诵读。他读着、思考着,从中领悟了父亲说的一些日常道理;透过字里行间,他更读出了父亲工作环境的险恶和生活的艰辛。转眼间,儿子仿佛成熟了许多。

几个月后,儿子又写了第三封信给父亲。他把自己的想法,以及对父亲的思念与担忧,全部倾注于笔端。但一直未有父亲的音讯。儿子后来才得知,当时父亲已离开上海,奉命前往中央苏区工作。

从此,儿子与父亲又失去了联系。

1935年初夏的一天,族中长辈从国民党的报纸上,获悉了父亲在赣南殉难的消息。

这不啻于晴天霹雳!儿子强忍悲痛,瞒着母亲,悄悄将父亲写给自己的信珍藏起来。直至解放后,儿子才把这两封珍贵的家书,无偿捐献给了博物馆。

“对家庭照顾很少,一生为了革命!”

儿子这样评价父亲。  

这位“父亲”,就是阮啸仙。2009年,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这位“儿子”,则是阮啸仙唯一的孩子阮乃纲。他牢记父亲嘱托,勤勤恳恳做事,本本分分为人,终身过着平民生活。

这父子家信,洋溢着为人之父对心爱儿子的舔犊之情,更彰显了老一辈共产党人“舍小家、顾大家”的本色风范,成为永不褪色的“红色家书”。

 

附录二: 生平事略

 

1898年:95日,诞生于广东河源义合下屯村。

1918年:3月,考入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就读。

1919年:在广州响应“五四运动”, 是领导人之一。

1920年:8月,参与创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春,广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为主要成员。

5月,领导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学生开展驱逐反动校长的学潮,坚持斗争3个月终获胜利。

7月,党的“一大” 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第一批共产党员。

1922年:5月,代表广东团组织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主持筹备成立青年团两广区委员会,担任首任书记。

秋,从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工作,并在广州发起创办爱群通讯社。

1923年:初夏,受陈独秀委托,着手整顿广东团组织。

6月,在广州领导创建“新学生社”; 作为广东党组织代表之一,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党的“三大”。

10月,任青年团广东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同年,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

1924年:1月起,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组织干事,经常深入花县、顺德等地发动农民、组织农会,建立农民自卫军。

5-11月,任团广东区执委会秘书(按当时团中央组织法,秘书为主要负责人)。

9月初,周恩来从法国经香港乘船到广州,与彭湃到码头迎接。

1925年:春,与彭湃创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兼教员。

1-4月,担任广州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

5月,筹备领导召开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被选为广东省农民协会第一届常委、组织部主任。

1926年:2月,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11月,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为书记,阮啸仙等为委员;出版《中国农民运动》一书。

1927年:427-59日,在中共“五大” 上缺席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

514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由毛泽东、阮啸仙等9人组成新的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参加组织广东省委,任省委常委、农委书记。

1928年:1-2月,任中共仁化县委书记,发动仁化暴动,成立安岗苏维埃政府,组建广东工农革命军北路第八独立团,不久遭镇压失败。

 6-8月,在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 会议期间代号为99号。被指定负责起草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报告,作为周恩来军事报告的附报告;分别在626日讨论政治报告和72日讨论农民与土地问题时作了发言。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

下半年:在莫斯科整理总结仁化农民暴动和建立苏维埃的经验教训材料。

1929年:年初,从莫斯科回国,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审计处处长。

春,被中央派往南昌,先后任江西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组织部部长。

11月中旬,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

1225日,妻子高恬波在南昌被捕,数日后即被杀害。

1930年:春,奉调党中央宣传部工作。在此期间,在《红旗》等发表了11篇文章;曾同杨匏安负责主办中央政治训练班。

520-23日,中共中央与全总在上海秘密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化名“王宏”,担任大会秘书长,参与组织准备,负责大会日常事务,并向大会作《关于苏维埃组织法报告》。

6月中旬,化名“王洪”,以巡视员身份赴江苏徐州调研。

7-8月任江苏徐海蚌总行动委员会书记,组织发动徐海蚌地区农民暴动,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遭国民党当局镇压,暴动失败。

924-28日,到上海出席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拥护纠正“立三路线” 错误。

104日,赴天津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

12月,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顺直省委改建为河北省委,阮啸仙任代理书记(至翌年1月),省委机关驻地在天津。

1931年:2月起,先后任河北省委常委、军委书记、农运书记等。

 48日,河北省委遭国民党破获,省委13名主要干部被捕。正在直南巡视的阮啸仙回天津后,一方面向中央报告,另一方面将省委转移前往北平,组建临时省委,再次代理书记,临时省委机关迁至北平。

 5月上旬,中央派殷鉴到河北主持工作并任省委书记, 阮啸仙改任常委、组织部部长;6月起任委员。

九一八事变后,正在满洲省委巡视工作的阮啸仙,脱险只身回到上海,与党失去联系,幸得一石姓工人救助。

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缺席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227日,写信给家乡亲友,请求给予救济,并表示要继续寻找党组织。

1932年:年初,与中共“临时中央”取得联系;不久被任命为全国革命互济总会救援部部长,协助邓中夏从事救援被捕同志和安置救济烈属等工作。

 6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要求在河北、山西、河南和东北三省发动兵变和工农运动,立即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 会后,中央派巡视员晓山(阮啸仙)到北平,督促河北省委贯彻北方联席会议决议。

712日至817日,以巡视员身份在徐州指导暴动和游击战争。其间,一面组织农民暴动,扩大和开辟游击区;一面组织挑夫突击队、纠察队、短工会,开展士兵运动等。

1933年:23月间,与邓中夏一起上门找宋庆龄、何香凝,请求营救被捕的罗登贤、廖承志等。

冬,奉命离开上海赴中央根据地。

1934年:1月,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继续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随后参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23日,任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

3-9月,先后赴中央机关、企事业单位、群众团体进行专项审计,同时开展了节省运动等审计,审计结果全部在《红色中华》报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1021日,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与项英、陈毅等留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

12月后,调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赣南军区政委。

1935年:33日,与蔡会文、刘伯坚、陈丕显等指挥赣南省委、军区机关人员突围。

36日,在信丰县安西乡上迳村枫树庵附近的山埂上突围战斗中不幸牺牲。时年3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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